从将军到一代高僧

    中华郑氏网 2012年5月16日 郑氏家族


        ——记广文博士郑虔后裔清定上师的传奇人生  

   郑广文纪念馆展品橱内,一个镜框夹着一幅半新不旧,由暗红、橙黄两色拼成的佛布,据老馆长王晚霞介绍,它是1992年9月,时任四川昭觉寺方丈清定上师留存在祖祠的信物。
清定上师(1903-1999),俗姓郑,名全山,谱名有常,是佛教界享誉盛名的高僧。佛布并不显眼,却是高僧生前赠于祖祠的真品,它叙说着上师一段段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家学渊源育英才
郑全山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兄弟三人,全山居二。他的老家在宁海县高枧村(现属三门),是唐代广文博士郑虔后裔一支。郑全山自幼读书于本村郑氏祠堂,聪慧的他,早就知晓广文公“三绝自御题”等故事,也曾随长辈去台城扫祭广文祠、墓。其父成安,是清末秀才,精读四书五经,为人忠厚慎独,父母均信佛。家学渊源熏陶了郑全山自幼就怀有以国家大事为重,正直耐劳,妒恶如仇的性格。
1921年,郑全山18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当时的广州是国民政府的中心和革命基地,长兄济时正在广州谋事,全山想去广州大学读书。兄弟俩起程经过台州府城,瞻仰了位于北顾山麓八仙岩畔的郑广文祠,又拜访台城名士项士元先生。三人志同道合,畅所欲言,临别依依,项士元当场赠书“三绝家风古,双珠海峤辉”对联。“三绝”,是指其远祖广文博士郑虔,明德有后人,“双珠”是赞兄弟俩同赴广州,为台州增添了光彩。
同年秋,郑全山考入广州大学哲学系。时值国共两党合作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常在广东高师大礼堂讲演,郑全山常去聆听,为中山先生的 “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以俄为师”等“新三民主义”主张所感动,坚定了跟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的信心。1925年上半年,郑全山学满毕业,因品学兼优聘为助教留校。
出身黄埔晋少将
1924年的广州风起云涌,革命浪潮热气腾腾。当时的黄埔军校被誉为孕育革命军事人才的“母腹”。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北上出席善后会议,无果,3月病重逝于北京,“出师未捷身先死”。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继承中山遗志酝酿北伐,急需招收军校学生,郑全山在黄埔军校政治科任职的长兄济时的鼓动下,毅然投笔从戒,考入黄埔第五期步科。这时军校已经从原来的步兵、炮兵、工程、辎重、宪兵五科外,增设政治、骑兵、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以后最多设有26门科)。在全山兄弟影响下,三门高枧村尚有郑纲、郑育英、郑克天等六七个青年先后考入。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先后扩建为八个军,黄埔师生担任了各级军官。根据文化程度,第五期步科部分学员继续学习,部分学员则选送到有关单位培训,郑全山选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工人员养成所,提前毕业。
经政工人员养成所学习后,1932年,郑全山由长兄介绍加入国民党,派往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初任少校秘书,继调南京旋任中华民族复兴社总社组织登记组组长。
复兴社以黄埔军人精英为核心,是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秘密军事团体。全山工作认真,办事周正,被总社书记长刘健群称赞为“民族复兴运动中不可多得之青年志士”,历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交通研究所中校处长,复兴社上海分社助理书记。
1935年12月,郑全山平息了上海北站学生赴京请愿活动,受到蒋介石召见慰勉,升任复兴总社组织处处长,上海警察局秘书长兼中华复兴社上海分社书记。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全山随蒋介石撤退到苏州、南京、武汉,旋赴广东任第四战区党政军干训团上校训育处长,第四战区政治部上校主任。1939年奉调重庆市,任中央高级党政军干部训练团政训主任,晋少将军衔,可随时面见蒋介石,深受器重。与兄济时、弟有则(克天),并称“一门三少将”。
一次在干训团整顿军纪期间,全山发现高级军官贪污腐败,克扣军响问题,郑全山面陈蒋介石,认为前线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武器又劣,高级军官还贪污腐败,如何能拼得过日军。蒋介石要郑全山收集几个典型,迅速上报,郑全山立即整理了4个贪污严重高级军官的材料,蒋介石分别给予降职或撤职处分。
政治漩涡大觉悟
处理了一批贪污的将领,郑全山自以为遇到“明主”,前途有望,自此可以伸张社会正气。殊不知,政治气候逐渐不调,郑全山却浑然未觉。
当他又一次向蒋介石面陈查处军队贪污之事,不料蒋怫然不悦地说:“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对抗战不利,也会给共产党舆论上攻击我们留下口实”,斥责全山不懂政治,只知抗日,不知防共,消除党国心腹之患。
郑全山开始意识到单凭个人满腔热血,难酬报国之志。一段时期,他借住同乡、黄埔二期步科毕业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说出自己心事,李士珍便打断话语,以手指口,示意他要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并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郑全山只好哑口无言。
正处于彷徨苦闷之际的郑全山,想起了一生信佛的父亲,想起了1928年在南京听著名佛学家太虚法师讲《心经》、《佛陀学纲》的感悟,遂产生了退隐念头。闲时,为寻一方净土,约同军需部门任职的从侄郑育英,找重庆诸寺法尊、印顺等法师谈佛教,又与名流马寅初、老舍、郭沫若、欧阳竟无等一起到汉藏教理院听太虚法师讲佛经,又得澄一法师指点,逐渐觉悟人生。1940年父亲成安逝世,梦中得父言“出家”两字,自感已有佛缘。
1941年,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紧张,磨擦频生,1月发生“皖南事变”,叶挺军长被捕,郑全山读了多遍《新华日报》上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分震惊而同情,并对人说:“写得好!”又擅自把一个被抓打伤的报童放了,受到上司戴笠指责。蒋介石得知后,再次骂他没有政治头脑,不知防共反共,还怀疑郑全山怀有二心。
郑全山彻底认识到从政并不能解救人民大众的疾苦,决心逃出樊笼,但处于“四面楚歌”的环境里,此举又谈何容易!郑全山只好求助临海人屈映光。屈早在1929年已是佛教密宗居士,法号“法贤上师”,时任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经屈先生筹划,3月,郑全山借回家奔丧之名,获准请假两个月。5月3日,瞒着妻子儿女,离开国民党军政界,到金顶飞瓦、竹茂林幽的慈云寺,依澄一法师座下披剃出家,法名清定。当香烛高焚,梵乐升起之时,他忽然想到一辈子在佛俗两界痛苦徘徊的父亲,而今,他终于有勇气将大富大贵视若尘土,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听说郑全山不当将军当和尚,气得直骂娘,责令跟郑全山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人员,频频去劝说,引起众僧不安。郑全山为了不使慈云寺受累,转而隐姓埋名,躲过岗哨检查,远赴成都昭觉寺,在第十四代方丈定慧大和尚座下受具足戒。
面对远在上海的妻儿一封封哀婉凄切的家信及尚在襁褓中的四女儿,郑全山仰天长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皆在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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