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左起:董必武,何凯丰,李克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生于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1925年夏，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在此期间，他经常阅读《语丝》《莽原》等进步书刊。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运动”，凯丰写了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登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该校校刊也不时刊登凯丰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后来他担任校刊的主编。 　　

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任团中央巡视员，不久任团广东省委书记，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凯丰坚贞不屈，3个月后，经党组织的努力，终于被营救出狱，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爱护并引导学生运动，凯丰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历数国民党罪行，充分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凯丰还分析了学生运动的特点，指出了学生的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任务。1933年春，凯丰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奉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出发前夕，中共中央派凯丰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随九军团行动。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凯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一切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凯丰由于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不支持毛泽东，会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凯丰所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不久，他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在长征路上，在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1937年春，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常到抗大讲政治经济学课程，作形势报告。1937年初，凯丰写下了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毛泽东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后来，由吕骥谱成歌曲，在抗大，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区传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38年2月，凯丰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编委会。1939年1月。凯丰到重庆工作，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这期间，凯丰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督促、检查工作。1942年9月，凯丰筹组了中央编译局，亲自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还编译了几本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为抓好沈阳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 　　

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53年，凯丰为中宣部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应根据这个宣传提纲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 　　凯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 　　凯丰自1927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他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廉洁奉公。1951年3月，凯丰得知二女儿淑英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这充分显示了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风范。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三十年革命生涯中，凯丰同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顽强奋斗不息。 　　他一生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始终以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他一生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他是我党共青团建设和青年、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在党的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

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凯丰同志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两个月后，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矗立在江西萍乡中学内的凯丰同志塑像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党的总书记，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并肩反对。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后，他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凯丰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
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工作会议，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凯丰出席并发言。会后，张闻天痛感过去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补上这一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他率农村调查团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长达一年多。这期间，凯丰担任了中宣部代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月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 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相连，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 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亦感惋惜和无奈。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毛泽东欣然题写并回信： 　　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问候。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鲁艺于1946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学院的建制、机构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他都给以指导。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27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由于和高岗之间的磨擦，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因编“毛选”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针 　　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收信人就有凯丰。
英年早逝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24日，中央办公厅在《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时55分于北京逝世。何凯丰同志灵柩停在沙滩松公府夹道10号原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内，定于24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举行吊唁，11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追悼大会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凯丰追悼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