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二年

                                   武汉地院33881班  何连云

    1985年7月，我从武汉地院33811班化分系本科毕业，参加了毕业分配。也经历了人生中最屈辱的一页，也是有生以来见识的最黑暗的日子，给人生留下了不灭的印记。1985年，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刚开始，当时百废待兴，到处都缺人，特别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我在航空路的湖北地质实验室搞毕业实习，实验室主任亲口对我讲，他们向地院化分系要了10个名额，欢迎我到他们哪儿去工作。而且我们班当年考了9个研究生，分配名额应该是按招收的35个学生定的，可以去掉9个最差的分配名额，剩下的26个同学应该分得不错，至少可以专业对口。但后来地下流传的小道消息不对劲了。开始说大城市的回大城市，小城市来的回小城市，农村来的去小山沟。再后来就更不对了，流传XXX送了当时的管分配书记的几百元，XXX又送了钱， XXX又送了什么什么的。从本质上说，我并不想留大城市，只有专业对口，我就满足了。到7月初，当时的化分系副书记杜仲清组织大家开会，填了一下志愿，期间既没有说明，更没有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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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杜仲清组织大家，把报到证发给了大家。我被分到了宜昌人事局，单位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专业不对口，国家规定可以二次分配。宜昌人事局管着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工厂，你要对口，可以把你分到下面村办的化工厂，也叫专业对口。这是地院化分之流最恶毒的整人之法。整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没给他们送钱。当然，北京上海的同学，没有问题都回了家，这个小道消息是对的。我第一次明白了，在号称人人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的价值其实就是根据户口决定的。与个人的表现、学习成绩和喜好决心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就在哪几天下定了决心给自己弄一个北京户口。其次就是地质部干部子女和地院老师子女，甚至其男女朋友都得到了极大的照顾。剩下的好的工作，化分的杜仲清及领导们，都各自标上了不同的价码卖给没有大城市户口的农村学生，比如北京的工作，不送上一千块钱（相当当时大学毕业生两年的全部收入）根本不谈，没钱的献上肉体也是可以的。 我忽然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但我后来在宜昌工作和北京研究生分配，社会并不是这么黑暗）。化分的人整我如此之狠，我心里下定了拼命一博的决心。当天晚上，杜仲清的徒弟—上一届留校的辅导员杨祥，得意洋洋，到我们宿舍大放阙词，我一气之下，拿着我的吃饭的碗，还有半碗饭和菜汤，向他的头上砸了下去。我打的是杨祥，欺负的是其主子杜仲清和地院。这叫打狗欺主。我开始以为化分的人会来找我，我正好可以把他们的分配黑幕揭开。因为杜仲清和化分领导们收了黑钱，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他们也知道,闹大了他们也不好受，他们也知道我老何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后来86年我到武汉出差，在地院见到杜仲清，杜仲清吓得直打啰嗦，他还以为我去找他茬的。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人打着国家、党性、法律、道德等等一些吓人的旗号，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看上去跟狮子一样强大，但内心却比兔子还要弱小。相反，哪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弱小得就如路边的小草，任人宰割；但他们有良心，为了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他们有拼死一博的决心，在他们面前，不要说狮子，就是再强大的王朝，也只不过紙糊的稻草人而已。后来我出国留学的时候，还是按每年2500元交的培养费，原子能院硕士按的4000元一年。如果原子能院4000元一年还值的话，我按2500元一年交的地院的培养费就亏大了。比如老金都没学过结构化学，他还来教结构化学。老罗没学过物理化学也来教物理化学。地院最多一年值1000元。 1）报到1985年7月下旬， 我到宜昌地区人事局报到。当时的宜昌地区人事局的领导，拿着我的报到证，开始给各个单位打电话。我学的是分析化学，宜昌的几家小型化工厂比如氨肥厂，虽有化验室，但都只做最简单的化学滴定之类的分析，高中毕业生足矣；而且工厂的化验员，乃为化工厂内最好的工种，都是工厂领导之嫡系所占有，绝不会让外人染指的，我看那个局长打了数十个电话，都是一口回绝，不要人。局长说，你先回家，明天再来找我。回家的路上，我才明白了。虽然当时百废待兴，但是那些小地方并不需要学化分的本科生，需要的地方，我们小老百姓，也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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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再到人事局，领导说宜昌地震局倒是向武汉地院申请分配一个地质专业的毕业生的指标，地院没给，你既然是地院毕业的，也是顶这个指标来的。那就去地震局吧。我找到地震局，局长姓冯，北京地院毕业。虽说是本科毕业，但是是1965年入学的，基础课没学完，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学术上应该和地院的金XX是一路货色。我不懂地质，有个老地质工程师说，要是说老冯对地质一知半解，那是在恭维他。从地质队靠关系调到了地震局。但人不坏，就一点，喜欢打牌。1989年因为连打3天3夜牌脑溢血而亡。这是后话。冯局长看到我的报到证，专业是化学分析，很是失望，他说我给赵鹏大（当时的地院院长）说了又说，要个地质专业的，怎么分了个化分的。据说赵鹏大是他北京地院时的老师，还有联系。冯局长拿着我的报到证，到办公室打起了电话。大慨是与地院和宜昌人事局联系，开始声音很大，说学化分的大学生用不上，要学地质的。估计是没有可能再调换了，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没声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后来司机开门出来说，我带你到人事局办入职手续。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湖北全省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地震局，全省每年搞一、二次震情会商，都是结构地质方面的专业智识。因为宜昌地震局只有老冯一个人是学地质但没有入门，写的文章没有水平，在震情会商会上也说不出个123，很是没面子，老冯心性很足，很想往上爬，但专业太弱，估计老工程师来，老冯又怕被抢了位置。而且当时大学刚开始招生，有经验的年轻大学生一般的单位都不会放。只好向地院要个指标，我估计杜仲清看到宜昌有个指标，比看到北京的指标还高兴，拿来整我老何正爽，不是要化分的指标更好，更能让老何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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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二年  

2）学习问计当时宜昌地震局连司机共四人，活也不多。地震局主要由一些中小学的老师搞地电、地磁、水氡等的测量来预报地震。有二十多个点。除了司机和局长，另二个人各管一部分。我报到之后，局长就安排他们二人把他们所管的工作交给我，这样他们四人就可以通宵达旦的打牌搓麻。被分到了地震局，别人并不需要。我觉得必须另寻门路。除了考研究生，我似乎看不出有别的门路。我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学习的时间很少。由于地院的教学质量太差，我们并没有与国内名牌大学化学系学生较量的实力。

当时考研，最难的莫过于英语了。我决心用自学的方式从英语突破。

但自学的关键是要找一套好的教科书。我正好有几个高中同学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在宜昌当高中老师，特别是有个同学学英语，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当时文理科分科早，学外语的同学都是学文科的；而我是学理科的。通过高中同班、华师数学系毕业的姓刘的同学，找到了一个姓高同学，华师英语专业毕业。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想到北京读研。因为当时的化分付书记杜仲清说要分到北京要送一千多块，我不信这个邪。老高仔细跟我谈了英语的学习，他说研究生考试，主要是两点：一是词汇，一是语法。只要有英语专业专科以上的阅读水平，考研就不会有问题。而要达到英语专业专科阅读水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许国璋编的英语专业教科书1-8册完全学透。因为地院的老师自认为地院是劣等学校，选的教科书都是最劣等的。那本英文教科书比当时统编高中英语教科书还简单。地院英语教研室主任的专业水平，根本就赶不上华师英语专业的新毕业生。其他所有的课都是如此。地院的老师大概是担心学生水平太高，他们榨不出油水出来。那些地院老师无能，只算是误人子弟，还情有可原；非要选最低劣的教科书，那就算谋财害命，罪不容诛。现在关键就是要找一套许国璋编的英语专业教科书1-8册，华中师范学院他们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学全套1-8册，非英语专业学1-4册。与我高中同班的刘同学愿意把他的1-4册先借给我用，5-8册宜昌买不到。刘同学也答应他写信到武汉，到华师帮我购买。我立即制定了学习计划。我先用一个月把1-4册学完。再用8个月即每册2个月把5-8册学完。因为我们毕竟有点基础，我85年研究生英语也考了56分，第四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一个月基本把1-4册学完了。85年8月底刘同学帮我买的5-8册也到了。

宜昌二年  

3） 班车自学

从85年9月初开始，开始学习许国璋编的第5册。因为在8月份，工作之余在办公室看英语，引起了地震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地震局专门为此事开了会，制定了上班时间不准看外语，不准看专业（地质地震）以外的书籍的决定，当然聊天看报甚至打牌都可以。

实际上，冯局长多次给我提过，他的同系同学不要说同班同学，还没有考取研究生的，他们哪一级，只有一个因为留校后来读了研。而且恢复高考后分在宜昌行署的数十个本科生，也没有考取研究生的。冯局长包括宜昌行署的一些人，对我考研都是十分不看好；而且化分系并不是从北京搬来的系，质量比地院的老牌如地质系质量更差，基本认定我在瞎胡闹。但我下定决心要创造奇迹，我要推翻定理。 上班时间学外语已经不可能。但因为我的时间有三分之二在下面跑点。给各个点送去各种耗材、配件和现金，剩余的时间在办公室处理收集来的数据，制表上报等。实际上在办公室的时间也不多，只好把大学政治课的教科书比如党史辩证法放在办公室里，有时间顺手拿起来翻翻，因为政治考研也要考，地震局的领导也不敢不让我看政治书。但也有人使坏，我的一本考研的政治复习资料被地震局的人扔掉了。实际上主要能利用的时间就是跑点的班车上和各个观测点上了。因为拿一本书实在不方便，同时也为了加深印象，我先把每一课的课文抄在一张白纸上，再把生词抄在另一张白纸上。在候车室、在车上、在任何地方也可以把哪几张白纸拿出来看。虽然许国璋1-4册是最基础的，但我认为真正有点用处的特别是受过一点教育的老外常用的词汇语法都是在5-8册上。当时宜昌的长途汽车又破又烂又慢，车上大部分都是进城做生意的农民，又吵又闹，鸡飞狗跳。我找到座位先坐下来。就把那个写满生词或者课文的纸拿出来开始记忆或者背诵，为了提高效益，也找高同学把他全部许国璋英语的课堂笔记、作业和考试试卷等等都借了来，成了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我按2个月一册的速度，前后8个月，终于把许国璋编的5-8册学完了。在下班后、在周末，也有点完整的时间，那些时间主要拿来抄课文、看语法、做作业。但主要的背和记都在车上。那些英文的单词的含义和句子，和长途汽车的晃动，在我脑海里形成了条件反射。十年之后，即1995年底我在加拿大的桑德贝（THUNDER BAY）念博士，开车到温尼柏格（WINNIPEG）参加加拿大造纸协会的西部年会，我顺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车上正在播送新闻：BC省的一个金矿的矿工们，正在罢工，要求把工资从平均每人每年十五万加元增加到十八万加元。 老板当然不愿意，就找了一些替代工人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照样开工。有个罢工工人看到自己每年十五万加元的收人要泡汤，就在那些替代工人上班的坑道上，安装了一个爆炸装置，一下炸死了十多人。我知道，那些单词，大部分都是在宜昌的班车上从许国璋的英语教科书上学来的。汽车在晃动，与10年前宜昌的班车的晃动何等相似！只不过十年前我拿着每年不到100加元的工资，干着二个人的活，还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英语。大学毕业，有权有钱有办法的人，都分到了北京上海的好单位。我即使成绩算不上最顶尖的学生，但我绝对是最认真最努力的，因为不愿吹牛拍马，更不愿请客送礼，被地院化分系的领导，整到了宜昌。我虽然通过智力、决心和拼搏，改变了命运。但绝大多数被整到了小地方的同学，绝无可能翻身。而地院的哪帮杂碎，仍然道貌岸然地在台上。我也没有加拿大白人的胆量制造炸弹把地院的那帮杂碎送上西天。我忽然感到了悲凉。童年的饥饿，高中时的营养不良和失眠，以及大学毕业后被整入绝地后的自救；甚至，因救抗日伤兵而被日本人屠杀的族人及因富有而在土改中被屠杀掉的亲人。而且，窗外广袤的大地，几百年前应该是印第安人的家园，现在连印第安人的影子也不见一个了，集体被灭绝。各种痛苦的场景像电影镜头一样在我的眼前变动。在这个人吃人的世道上，要么吃人，要么被吃，并没有多少选择。这个世道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正义。哪儿也不是天堂。忽然，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痛苦从心底升起，泪水迷糊了我的双眼。我尽快把车停在了高速公路的停车带上， 竟不禁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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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二年 

 4） 努力提高

到86年4月底，我已经自学完了许国璋的全套英语专业教科书。虽然没有同学，也没有教室，更没有老师；但我自认为掌握了7-8成的内容，迫切需要有机会检验一下学习效果。我正好看到宜昌教育局在搞当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其中有英语专业的专科升本科的考试。英语专业专科生和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报考。考十多门课，最后到有本科专业的学校写一篇论文，即可以拿到英语本科文凭。我立即赶到宜昌教育局，那个办手续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很难的。本来我希望能在宜昌找到几个学外语同学朋友，实际上报考也只有3、4个人吧，可能是很难。

86年5月底的考试有二门课对我最有用，一门是词汇，一门是阅读。我决定先报考这二门课。正好也可以把许国璋的教科书再系统地复习一遍。五月底的考试，六月初就知道了成绩，二门课一门是六十八分，一门是七十二分，是这个专业唯一一个第一次二门课都及格了的。我去拿成绩，那个工作人员看我的毕业院校是武汉地院，还不忘恭维我一句：到底是重点大学毕业的，还是有水平的。我不禁苦笑。当然，我的目的是北京或者上海的国家级研究所的研究生。自学考试对我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练习而已。当天下午，我又一次去找了那个英语专业毕业的高同学，把我的那个自学考试成绩给他看了。他说，你这个水平，下次考研究生，英语及格应该不会有问题了。我说对我来说，及格是不够的。我要80分以上。他说你要考高分，要大量的阅读原版英文书籍。我说化学专业方面的原版书行不行。他说都可以啊。本来我是计划学英语学到86年9月底10月初，就把英语完全放下，全力以赴的准备化学和政治。那时还是6月初，我差不多还有4个月的时间。我在武汉读书的时候，我买过一本无机化学和一本分析化学的外国大学教科书的影印版，我在武汉的时候尝试着去看过，无奈生词太多，看不下去。

通过十个月的艰苦自学，单词量已经从2500左右增加到了5000左右。虽然生词还有不少，但借助字典、特别是用化学字典先把原版书后面的索引的专业词汇记牢，开始以记单词为主，开始一周只能看一章，随着水平的提高，阅读原版书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到3个月，就把哪二本原版书看完了。我又把大学期间买的其他原版书都看了一遍。这四个月，又增加了大约5000个专业和学术上的词汇。我的总单词量已经接近一万，而且看原版的英文化学教科书已经比较自如, 甚至可以用英文记忆一些化学专业方面的原理和理论。到那时，我心里已经很明白，经过这10多个月艰苦自学，我的水平已经超过那些垃圾学校比如地院的硕士或者博士的水平，不要说研究生入学考试，就是老美搞的TOEFL、GRE对我来说也不再是任何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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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二年  

5） 最后一博

—考研86年7月，宜昌地震局又向武汉地院申请了一个分配指标，要一个地质专业的毕业生。这一次武汉地院又让冯局长失望了--------分了一个学物探的学生给他。气得局长发誓再也不要武汉地院的学生了。冯局长把我的工作即跑点的工作分给那个新来的同事，我只负责数据处理。我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同时，地震局又搬了新的办公室。以前只有一间，几个人挤在一起。现在共有四大间，局长一间办公室，下设综合科和业务科，每科一个办公室。业务科科长姓李，人很好，大力支持我考研。对我说，你把工作做好，有时间你学化学学外语，没问题。出了事我负责。我学外语和复习考研的时间更多了。到十月份，应该考虑研究生报名了。我专门找冯局长问单位对我考研的意见，冯局长对此未置可否。当时宜昌的事业单位已经实现编制制度，大部分事业单位编制都满了。只有走一个才能进一个。我走了，就可以进一个。有个地质队的，听说我要考研究生，就想调到地震局，给局长送了点东西，估计是承诺如能调到地震局，票子大大的。局长对我考研的态度突然大转弯。专门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考研，并表示最后考研阶段可以给我3-4周的假期。我趁机说现在就把考研的介绍信开了算了。局长说可以啊，开吧。我马上就去综合科开了介绍信，拿在手里。我一直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就是怕局长不准我考研，现在考研介绍信拿在手里。我也敢大张旗鼓地在办公室看书了。复习时间的增加，英语的巨大提高和局长许诺的假期，我知道我考研成功可能性大大提高。

11月初，研究生考试开始报名。我到教育局仔细研究了研究生报考目录。根据85年考研的经验，分析化学、无机化学和化学综合是我主要要考的课目。我看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放射化学所招考质谱学方面的研究生，质谱是我一直认为分析化学里面最重要而又没学过的专业，而且考试科目正是我要考的。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进行了考研的最后冲刺。由于在高同学的指导下，外语学习开始的早，要求高，效果好，后来工作的大大减少及局领导对我考研的支持，我对考研的成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二月份参加考试，三月底收到原子能院研究生处发来的电报.我政治考了72分，英语88分。为了公平，研究生处也把我考试的总分及排名也告诉我们了。英语全院第一，总分原子能院第二，放射化学所第一。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内的研究机构还讲一点公平。 后来我导师给我发来一份数百字的电报，介绍了他的研究和复试的内容等信息。

我第一次见识了大单位的气概。后来一路顺风，拿到了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原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都在这儿设计和研究，在80年代以前为国内最强的研究所，房山新镇为其理论部，玉泉路的高能所为其实验部；在房山的工作人员可以每月得到20-30元的远郊津贴和30-120元的放射津贴。当时普通青工的工资每月只有18元，大学毕业生也不过50来元，这每月100元左右的额外津贴在1950-198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而在玉泉路的工作人员什么补贴也没有，把人从房山整到玉泉路成了原子能研究院最好的管理办法。最好的时候有三十几个学部委员。科研人员北大清华毕业的占三分之二以上，最差的也是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之类学校毕业的。杂牌子学校如地院毕业的学生根本就分不进去。87年的时候，原子能研究院规定北大清华的学生考研英语55分就可以参加复试而其他学校的学生英语要60分才能参加复试。85年地院和化分的杂碎们以为他们手里拿着金子，实际上也不过垃圾而己，他们手里的那些单位学术水平根本就没法和原子能研究院相比。我一直不无感叹，从一个中专改过来的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在一个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单位，仅仅只是通过10多个月的自学，就能以数一数二的成绩，考入中国一流的研究机构读研究生。我不仅感叹人的潜力的巨大，也感叹拼搏的价值和意义。谁也不能决定你的命运，除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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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二年 

 6） 后记

宜昌二年虽然艰难，但在父母家人和同学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还是熬过来了。不仅考到了北京的最好的研究所的研究生，而且学会了最关键的自学能力，这二年我也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

这二年成为我人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历史。而且这二年在宜昌的艰苦自学，彻底地解决了英文的词汇、语法和阅读问题，为我后来考toefl、gre等出国考试，打下了最坚实的外语基础，我可以肯定地说，要是在任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英文也学不到这个地步。

87年9月初，我到北京报到。原子能院的研究生跟其研究人员一样，主要由北大技术物理系（核物理、核化学）和清华大学的核工程系的毕业生为主。我是第一个而且到目前为止唯一考到哪儿读研的地院毕业生。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信，言必称我们北大我们清华什么的，似乎他们就是天生的第一。

我由于有分析化学方面的经验(因为北大技物系学放射化学)和宜昌二年培养的自学能力，学习成绩比他们都好，他们很是不服。后来我考TOEFL得了627分（阅读和语法都是满分，听力550分），GRE化学990分（理论满分1000分，实际上最多990），还有研究生同学（本科北大毕业）造谣说我是找人代考的。研究生第一年的基础课学习结束，按原子能院的规定，每门课80分以上，平均分数85分以上，就可以直接读博士。我是唯一一个符合条件的学生，学部委员也是研究生院院长汪德熙教授专门找我谈话，叫我读他的博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当时的出国潮下，最顶尖的研究生是不会读国内的博士的。→(编者提示：你现在阅读的是《中华何氏网》何氏人物文章系列) 

何年云自传

公元1963年8月1日（农历6月12日），我出生于湖北宜昌（现叫夷陵区）鸦鹊岭镇大垱八队。在宜昌何姓年字辈男孩中，可能算是最早出生的。当时中国刚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死于饥饿。直到我出国留学，我奶奶还给我讲，小时候爷爷如何喜欢我。有点钱就到瑶华场去买几两肥肉，用沙罐炖了给我吃。我是完全没有印象。如果是真的，说明当时生活的艰难。现在穷人都不愿吃的肥肉，当时被看成了最高营养品。

我唯一开始记事，1966年冬，何一秀公去世，躺在棺材里，大人都叫我别看，我好奇，偷偷看了一眼，人死之后的样子，牢牢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从记事之日起，我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当时是极度的饥饿，每个孩子每天只有几两谷的定量。粮食就是命。从我记事起，除了过年，我们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也只有过年，才吃点光米饭，平常饭里面总是掺着青菜、萝卜和红薯。甚至饭里面同时掺着几种，其目的就是不让我们吃，好省下粮食，据说是为了起屋。在10来岁，因饥饿而引起面部神经痛。因营养不良，脸上长满了酒刺。我最早学会的就是劳累。上学之前就开始春夏季寻猪草，秋冬季拣谷，摸鱼，放牛，捡塑料薄膜，即便在10岁不到，在家玩不出门，就是一种罪过。寻猪草少了，拣谷少了，经常不给饭吃。就连我们的邻居，偷过我们谷的老廖，有时候还出来说句公道话，吃的不少，打的不饶。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勤快，还不给饭吃，也是人心啊？有时上学的路上看到哪儿在割谷收谷，放学就跑去拣。有时侯带队的老师说，这孩子没啥出息，私心太重。我不过是想，能拣点，就可以多吃点饭。

而实际上呢，每次杀猪，每次打米，都有人来借。特别是九队的幺爷爷，经常看见他到我们这儿背米背肉回去。也没见还过。当时幺爷爷最小的儿子，也比我大四岁，还有二个成年而未婚的儿子，幺爷爷幺婆婆比爷爷奶奶也年轻8-10岁，与我们家相比，没有一个闲人。根据当时的办法，人口口粮是每人每天8两谷，劳动力出工，每10个工分（每个男劳动力每天的工分为12-15分）再分8两谷，劳动力的口粮每天可达到1.6斤甚至更多，比孩子的口粮要多得多。实在没道理从我们口里抠粮食去吃。在我出国前夕，奶奶亲口给我讲，幺爷爷从我们哪儿借走了近十担（当时一升2.5斤，十升一斗，十斗一担）一共2500斤大米，二百多斤猪肉和近千元现金。奶奶不认识字，不会记帐，这个数只会少不会多。而且奶奶经常出门放牛，经爷爷的手借出去的还不算。当时用粮票买米，每斤二角左右，而粮票也每斤三角还不止。没有粮票，黑市上每斤大米可以卖到5角以上。→(编者提示：你现在阅读的是《中华何氏网》何氏人物文章系列) 

除了幺爷爷，肯定还有其他的亲戚来借过。甚至大爷爷，有时候到我们这儿借不到东西，就跑到张学成哪儿告状，说爷爷放牛寻猪草。在那种生活最艰难中，爷爷至少送出去三千元以上的财富。现在三千元不算什么，当时的3000元要我们哪样的家庭不吃不喝6-8年的全部收入。这些东西都是在分家之前借出去的，分家之后马上就跟其幺儿子又分家了，他幺儿子的财富，他也是舍不得往外送的。也没有立什么字据，别人吃了、喝了、花了，连多谢都没有一句。我当时问了奶奶一句：“既然爷爷那么喜欢孙子，为什么把那么宝贵的粮食随便送人啊，我们生活在那种饥饿之中？”奶奶也是无话可说。还有些人赚我们的便宜赚上瘾了，一遍一遍的说我的钱花不完，其意思就是想帮我花。这个比较难，我们再也不是那种糊涂虫了。 

而与其他同时代的孩子比较，我们每天吃着掺了萝卜或者红薯的饭，一点盐菜，可比如董林张新甚至尚志成，都吃着白米饭，有时候到他们家去玩，他们还有肉吃。也没见他们像我们几兄弟那样，疯了似的到处拣谷。我每天晚上都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我小时候在床上不无悲哀地想，啥时候房子才能起好啊？这饥饿啥时候才会是尽头啊！？其实起房只不过是个借口，粮食都送了人。74年起的房子，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只不过卖了2800元左右，我93年在加拿大一个月的房租，也要这个数。还包括后来起的猪栏屋，门前门后的树木竹林，家里后来置的家具农具，自留地甚至农田。而在74年，考虑到通货膨胀，其总价值最多不超过1000元。还有至少一半的原材料，是从老屋上撤过来的,除了瓦匠要付工钱，其他小工都是换的工。也就是说，那栋房子当时的现金投入，不会超过500元。

而我们家，每年的分红，也有500元左右。当时我们家有硬劳动力4-5人，还放生产队的牛，养着猪，有时还有母猪。同时，还有大姑幺姑出嫁，别人多少送点东西，还有我们孩子也跟着勤拔苦做和长期的饿肚子。而我们的邻居老廖，家里只有四人，旧房子也比我们小得多，别人平常吃的比我们好得多，别人起的房子，三大间，还早我们几年。我当时对财富的出路，也就百思不得其解。奶奶也是很滑的，只有父亲回家，饭菜就稍微好点，父亲不在家，那个饭菜就比日本人在北平搞的共和面还差。因为只有父亲敢跟爷爷奶奶较较劲，母亲是没这个胆。我们孩子只有寻猪草、捡谷、放牛和饿饭的份。因为成分不好，知道读不了几年书，更读不了高中因为当时读书并不靠成绩，而是靠贫下中农推荐。

所以直到1971年我都八岁多了。才开始发蒙读书。因为当时学制极短，小学5年，初中2年。为的是读完初中后，干农活年龄较大。没想到这个决定却极大的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死掉，1978年县高才恢复第一次招生。1978年我刚好初中毕业，读书靠考试而不靠推荐了，我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高中快班。如果我早上学一年，县高还没有恢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记得发蒙---第一次到学校报道的时候，要交2元的学费，奶奶手里只有一张二元的纸币，当时二元纸币是蓝色的，奶奶在那个老屋场，找了好几家，才换了二张一元的，因为一元的纸币是红色的，奶奶说用红色的纸币才会满堂红，拿一百分。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突然明白了，读书可能是比寻猪草、拣谷要重要得多的事。

我从坐到教室的第一天起，我就非常认真了。

其实，当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斯文扫地，老师也不好好教，学生更不好好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虽然身体不矮，但没有什么力气。我一直把农活视为畏途。但对读书却一直兴趣浓厚，我从第一个学期就学的很好。第一个学期结束，学校就敲锣打鼓的给我送喜报。当时农村的教科书，是简了再简，有时甚至没书。不过到四年级，三队的张学刚老师，还是认认真真的教了一年。他教的是分数比例等等，我学的很好。这点基础成了我后来学化学的重要数学基础。有的老师，比如有个叫陈智慧的老师，一天到晚想入党，教的几何，完全没入门。1978年之前，我感觉到的就是贫穷、饥饿、压迫和绝望。但爷爷教我的是人穷志不穷，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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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岁时，我们本家何兴成在外面当采购，弄了一辆解放牌汽车。从大队部，开回八队。很多小孩都爬上去了，他的儿子何平要我下去，说是他爸爸弄来的车，不准我坐。我就下去了，走了回去。最后何兴成又说我老实巴交，别人都坐车我走了回去。他只看见我没坐车，他可没看见我的骨气，我在加拿大开的AUDI2000， 几个轮子可能比那辆解放牌的车子值钱。

1978年，鸦鹊岭招考飞行员，学校组织我们报考，我路过何万芬的门口，她问我去鸦雀岭干啥，我说去考飞行员。她说你这个成分，还去考什么飞行员。当时毛泽东已经死掉一年多了，那些贫下中农还是那么的神气。

1978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宜昌县高快班即四班。而且一直以优秀的成绩在四班没动，也没有必要给老师校领导送任何东西。在县高，才开始接触到了真正的科学和技术。老师是当时全县最好的，特别是化学杨玉麟老师、物理王宝尧老师和数学钱兰萍老师，工作非常认真。我在湖北省举行的化学物理竞赛上都得到了好的名次。

由于小学初中的偷工减料，要想考取名牌大学是不可能的。1981年考入武汉地质学院，我是全力以赴。由于营养不好，后来出现了胃病，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记得我读大学期间，二姑念叨着要把爷爷弄到武汉去玩一趟，1984年的暑期，父亲打电话告我正好有辆车去武汉，我去找二姑，她也不愿出钱，只不过叫叫而己。后来爷爷自己拿出60元，给了我拿着，说到武汉去玩一下。但到晓溪塔后，那个车子没位置，爷爷没法去武汉。只好回来了。哪60元钱我拿去作为最后一年考研的资料费体检费等，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二个月的工资，我攒到60元我就把这笔钱还了。爷爷当着我的面，就把这笔钱给了幺爹的儿子何华。 我不明白这是啥逻辑，但我没有任何怨言。86年爷爷病了，父亲给我打电话，我买了十几元的水果和营养品，专门从宜昌回去看他。当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每月也就45元。1991年春，爷爷去世，我也用了好几个胶卷给他的葬礼照相。07年底，我到大垱，专门去看了爷爷奶奶的坟，我请董林骑摩托去给爷爷奶奶买点纸钱，他说算了。我在爷爷奶奶的坟前说，这次我忘了给你们送钱了，你们保佑我把生意做好，我明年一定来给你们送钱。第二年冬，多次在梦里梦到他们。在梦里爷爷说你去年说要给我送钱的啊。我08年底专门从广州回来，买了100多元的鞭和纸钱。在他们坟前送给他们了。读县高的时候，大舅舅和幺姨每人给了几角钱（5-8角），读高中由于失眠，无法入睡，在水利局何万成叔的宿舍住了一年多。读大学的时候，何万义叔给了2元钱，黄姑爹给了3元钱，这些钱，在给我的时候，每人给的大楷相当当时一天的工钱。我读大学、研究生、留学、结婚、生子，我没有过任何事。我不欠任何人的人情。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

感谢当时的国家政策和父母，我能不欠任何人情的情况下把大学读完。我在广州做生意，向二弟何年斌借了10万元钱，都是按年息8%付的利息，立有字据。很快连本带息都还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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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智力，智力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关键资源。读书除了需要智力外，关键在于用心。由于知识爆炸，人脑已经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记入脑海。死记硬背不可能是好的学习方法。正确的办法是记住每门课的大纲，小纲，最后才是目即内容。比如无机化学，应该先把元素周期表记牢，每个元素的位置就基本决定了其化学性质。等等。读书、经商、科研甚至种田，无论干什么都要使巧劲。在大学期间，我为了大学毕业后能考取研究生，我采取了保重点课程的办法。把90%的精力花在研究生必考的课程上面。虽然总体成绩不是最好，但研究生必考的课程却是非常的好。这一策略为我考研究生甚至考出国留学的GRE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我在宜昌地区科委工作两年之后，考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读研究生。后来我从计算机上看，我不仅是第一个考到原子能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宜昌人，甚至是第一个在原子能院从事研究的宜昌人。在原子能院学习工作六年之后，通过考TOEFL、GRE等，当时TOEFL考到了627分（满分667分），GRE化学考到了980分（满分1000分），成为93年以前原子能院出国考试成绩最好的人，获得加拿大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到加拿大的Lakehead大学读研究生。后又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研究生。

当时是IT泡沫时代，我在加拿大的MedQ公司、美国的UPS和Merck公司、奥地利的Tiani公司都从事过软件开发工作。后又在国内的三峡大学、江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大学工作过。但国内的大学风气不正，无学术气氛。后和同学在广州搞房子，收获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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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江苏常州政府号召我们到常州创业。我到常州开了一个公司。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外包服务，已经开始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