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家迁徒路线图说明

第一次

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的“五湖乱华”和“八王之乱”时，因逃避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从河南中州迁徒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西一带。

第二次

是在公元880-1126年间，唐末黄巢起义及“五代十国”之乱时，又从安徽江西南迁至赣南、闽西北至粤北边界。

第三次

是在公元1127-1644年间，南宋末年宋元交兵，宋高宗南渡，天下大乱，再迁至粤北、粤东北和粤东地区。

第四次

是在公元1645年一1867年间明末清初，再迁粤中及滨海地区及台湾、广西，“湖广填川”时，分迁湖南、四川，还有小部份入贵州榕江、西康会理。

第五次

是在公元1868年之后，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影响，部分客家人又南迁海南岛及远走南洋等地。客家人南移时就带着中原汉语到南方，由于聚居地域关系加上地方方言影响逐渐使客家人的语言成了独特的方言，保存了大量古汉语，今则遍布全球各地。

二、  客家历次迁移的历史背景

1、迁入方面

第一次南迁

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迁移。“五湖”（笔者按：实为北方少数民族同胞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什么会乱华呢？其原因并不是如罗著所说的是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内徙和晋武帝罢州郡兵权必然的结果，而是晋室内部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即史称“八王之乱”所引起的。在皇宫内部权位争夺面前，什么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等一套伦理道德是不存在的。对伦理道德的维护，王室远不如民间。这种现象，正是晋王朝门阀政治体制的产物，而且这种体制的腐朽性。①首先是在作为开国之君的司马炎身上表现出来。本来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通常总会吸取一点前朝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以示与民更始，使已经涣散了的人心重新整合起来。可是大官僚士族家庭出身的晋武帝，连这起码的一点也做不到，且为首贪财逐利，将卖官所得，尽入私门，而其荒淫无度的情况，更有甚于前朝皇帝。②晋武帝在淫乐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泰始九年(264)，下诏采择公卿以下女子，以备六宫。事未完毕时，禁断人间嫁娶，许多世官的女儿，亦不能免。事隔七年，即太康二年（(281)，又选孙皓（吴帝孙权之孙，在位时为晋所灭）妓妾五千人入宫。③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水洒地，而引帝车。（《晋书》卷31 ((胡贵妃传》。造成朝政日益腐化，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事愈演愈烈，终至爆发了“八王之乱”。匈奴贵族刘渊乘机反晋，于元康五年（(296)攻入晋都洛阳，大加杀掠，洛阳士女，稍有能力者皆南迁。

第二次南迁

是避唐末僖宗乾符二年（875)初，王仙芝在河南长垣起义，六月攻下河南范县、曹州。黄巢(875-884)和族兄黄存、子侄黄揆、黄思邺及外甥林言等八人，聚众数千人在山东原籍荷泽响，两支义军在荷泽会师。在唐玄宗时，盐价每斗不过十钱，唐肃宗一加就加到一百钱，使每斗盐价，升至一百一十钱。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穷人也还是非买不可。宫廷费用、诸军饷项、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自唐德宗时（公元780年）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激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勇有谋，足以对抗盐官。黄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与起义人民相结合，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以上引自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323页）。黄巢起义前，以贩运私盐为业，家颇富有。少时好读书，善骑射，一身兼有文才武艺，热心扶难，凡有亡命来就者必收养。因而他奋起响应王仙芝起义时，从者甚众。他随即率众转战于山东、河南一带。越年，王仙芝在湖北蕲州，接受招安，黄巢坚决反对，与王分道扬镳。仙芝不敢降，于878年与唐军战败被杀，余众尽投黄巢，举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巢决定避强攻弱的战略，暂弃中原，转攻江南。另一支义军曹师雄，已破安徽宣城，江苏镇江等地。于是黄巢即从湖北蘄春下长江，至江西北部，南下攻占吉、饶、信、度（今江西赣州）等州（这些地区，均有客家先民散居），旋即转攻浙东，在衢州至建州间的仙霞岭开山路七百里，攻占福州。时黄巢兵力已大增，威震东南。翌年春，继续南进，分路越过梅岭潮州，于当年五月间包围广州。当时黄巢本想久居广州，据南海之地，坐待朝廷表态，但值盛夏，人遭大疫，死者已达十之三四，众劝北归。巢不得已，于当年秋取道广西桂州北上，至湖南长沙，与王仙芝旧部尚让所率义军五十万会合。时唐将淮南节度使高骈率部来黄巢屯兵处江西信州反击，黄巢寄书求降，高骄允代清官，实则想诱义军至淮南聚而歼之。不料黄巢是假降，乘高骈无备大破之，并乘胜继续东进，直指安徽，渡淮河，分路攻打河南。此时黄巢用冲天大将军名义，发布檄文，告唐诸道官员说：“汝等应当守本营，不得犯我军锋，我要进都（洛阳）西向取长安，向罪人问罪，与你等无关”。果然，义军进军时，诸道唐官皆避走让路。攻抵东都（洛阳）时，唐官出城相迎。

巢率义军数十万入长安，随即宣布即帝位，改国号为大齐，元号为金统。但由于大齐建立以后，不再追歼残敌，也不巩固京都城防，以防唐军反扑，而急于享乐，因而唐军反扑时，黄巢就惊惶弃城。随之而来的就是众叛亲离，投降的投降，散失的散失。随黄巢败走的残余兵将，为数既少，而又到处遭到唐军截击。黄巢带着家属遁入泰山，巢及其妻子均被其外甥林言杀害，取其首级到时薄处献功。一场田农子弟组成的为时达十年之久的，轰轰烈烈，威震全国，足迹遍大江南北十余省的起义大军，竟如此告终，是谁之咎？至今仍值得深思。但义军历时十年的战斗，已大大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义军之功，不能泯灭。

客家人同全国人民一样，一直是怀着敬仰之情对待黄巢的，在梅州客家地区，至令仍流传不衰的二则传说，便是证明。

其一是关于歌颂黄巢勇敢善战的名为“隔山摇剑”的传说。这个传说，以极为夸张的表现手法，来赞美黄巢杀敌取胜的战绩。说黄巢的宝剑，在打仗时，只要举起一摇，隔山敌人的头，就会纷纷落地。人们每当听到人家讲述这个传说，都无不对黄巢肃然起敬，称快不已。而且对这个短短的，没有什么情节的传说，百听不厌。

其二是关于“葛藤坑”的传说。对这个传说，民间口耳相传，至今不衰。这一传说，在罗著中的原文云：“在昔黄巢造反，隔山摇剑，．．…。时有贤妇，挈男孩二，出前逃难，路遇黄巢。巢怪其负年较大者于背，而反携幼者于行，因叩其故，妇不知所遇者即巢也。妇对曰：“闻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旦夕且至，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与行而负之，故携之行也。”巢嘉其贤，因慰之曰：．“毋恐，巢等为乱，惧葛藤。速归家，取葛藤悬于门首，巢兵至，不厮杀矣。”妇归，急于所居山坑径口，挂葛藤。巢兵至，皆以巢命毋杀挂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女，因不死，后人遂名其地曰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人，其先皆葛藤坑民。很明显，这个传说，是专为官僚地主恶毒攻击黄巢见人就杀而辩护的，反映出客家人对黄巢的衷心爱戴。作为客家第二次迁移的中心的福建宁化石壁村，也有个葛藤坑。其实真正的葛藤坑是河南（见《中华全国民俗志》一书）。而宁化的葛藤坑，显然是第一次大迁移时留在汝、颖、淮、汉间的同胞，至第二次大迁移时由河南带来的。在宁化石壁搞出一个葛藤坑来，愈见客家先民对黄巢怀念之深。这真是与历史上诬蔑黄巢杀人不眨眼，以车载盐，渍人肉作军粮的攻击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外，梅州地区的大埔也有个“葛藤坪”，据传是当年黄巢由福建攻取广州时曾取道大埔然后转入潮州沿海岸线前进的，后人取葛藤坑的传说命其地为葛藤坪，这是客家人深情怀念黄巢的又一证明。这自然也是封建统治时代在黄巢起义问题上的两种文化的表现。

还是《资治通鉴》比较老实，它对黄巢攻克广州时的情况是这样说的：“黄巢军队入城慰问百姓，闾里宴然”（见《资治通鉴》卷224).《资治通鉴》对黄巢义军攻克长安时又是怎样记载的呢？记载说：“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同上书）。“居民夹道相迎，巢军以钱帛分赠贫穷，斩杀恶吏”（见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335页）。黄巢义军退出长安后的情况又如何呢？晚唐著名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有云：“……洛下屯师旅（笔者按：指重新占据长安的唐军），日夜巡兵入村芜……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豪财已尽骨肉离，今日残军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野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可见在老百姓和正直的诗人眼中，黄巢义军要比唐军好得多。

第三次南迁至梅州地区定居。前面已经提过，这次迁移，是以元兵南下，在闽赣两面攻杀客家人而引起的。而其前因，则是赵宋的封建政权已经达到极端腐朽的程度，它的这种腐朽性，使它不能接受北宋教训，对内仍然依靠权奸宦官统治人民，让他们滥增赋税，排挤乃至杀害贤能。卒至元兵长驱南进，直破临安。但此时宋帝仍不是改弦易辙，组织抵抗，而是亲率群臣，拜表投降。当元兵东则从福建破汀关，西则从赣水直上，向赣南闺西南攻杀。这次客家人不是从容迁移，而是在被攻杀中逃出来的，因而搞到家散人亡，或父子兄弟不得不洒泪分途逃难。

又据有关资料称：

第三次

迁入从1276年蒙古人入侵开始，成吉思汗率领骑兵从西伯利亚草原前来，客家人在这次迁移中处于不利地位。那时候，华中和华南各省已经大都有人定居，最好的土地已被开垦，丛莽也被控制了，客家人被逐去更远的南方，或到贫穷的山区去。他们进入福建、台湾，甚至更远的北越，定居在更贫穷的土地上，就此生存和繁衍下来。”

客家先民的第三次大迁移，在性质上与第一次迁移相类似。但在心理上感到的民族耻辱，却远甚于前者，而对南宋朝廷之腐朽的痛恨，亦更加深刻。当时客家先民的这种心理，绝不应按照建国后所树立起来的关于国内民族关系的观点来要求他们。其后南下元兵从闽赣两面对客家先民实行残酷的腹背攻杀，是因为客家先民，当时起而响应文天祥的勤王号召者数以万计，直至崖山沉海，死而后已。对于文信国公（文天祥），梅州客家人是最为崇敬的。他的高风亮节和他的诗至今仍传诵不衰。现将文信国公的生平简介如后，以励后人。

文天祥是宋理宗（1225-1228)在位时状元，自幼受欧阳修及抗金义士杨邦义、胡铃等爱国忠贞之士的影响。在他奉诏入朝后，因为人正气凛然，为权奸贾似道所罢黜，隐居庐陵文山。

1276年初，元将伯颜已进占临安城外三十里之亭山。南宋朝廷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率领一批执政大臣赴元营谈判。文天祥向伯颜提出先撤兵，后议和主张，伯颜则要挟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说：“大宋状元宰相，所欠一死以报国事耳，宋存则存，宋亡则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伯颜把文天祥扣留起来，并对南宋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南宋朝廷以贾余庆代文天祥任右丞相，并命他与吕师孟等人为“祈请使”，赴元营跪献降表。文天祥痛骂贾、吕两人。献了降表后，文天祥即被押解北上。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得舟人之助，从船上脱逃转入温州。此时张世杰、陆秀夫等已立吉王赵昱为帝，继续抗元，又命文天样任右丞相，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组织杭元武装。湖南、江西等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元武装，纷纷齐集到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旗帜下。文天祥率领民兵奋勇抗击元兵，但在江西永丰境内遭到元兵袭击，损失惨重，其妻及子女均被俘。他自已却再从虎口逃脱。收拾余部，转战于粤东一带，曾两次攻克梅州。1678年，南宋流亡朝廷，授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命守潮阳。由于海盗陈懿引导，降元将领张弘范，以轻兵包围驻在海丰黄坡岭文天祥兵营，文天祥被俘。张弘范要文天祥下跪投降，文天祥断然答曰：“吾宁死，不能降。”此时张世杰、秀夫已另立信王赵昺为帝，退守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张弘范迫文天祥给张世杰、陆秀夫写信投降，文天祥严词拒绝，并抄录了他过去《过零丁洋》时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两句诗表明自己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

1283年1月17日（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文天祥在大都（当时的元都，今北京）从容就义，时年仅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预先写好的绝笔书一封，书云：“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程，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之矣。顾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而死。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维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儿无愧。’下书：‘宋丞相文天祥绝笔！”’（见《中国古代名人小传》第338-3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二次印刷发行）。

又文天祥曾在狱中作《正气歌》留给后人，成为万古流芳，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文献。

此次客家人迁入梅州定居，从兴宁的部分姓氏的迁移起点来看，来自中原者占72%，来自江南者占12%，来自其他各地者占6%，从第三次迁到梅州定居的起迁地来看，来自福建石壁及附近各县者占68%，来自江西者占22%，来自其他各地者占10%。

第四次

迁入的历史背景。这次迁移的历史特点是，既是成批迁入的结束，又是向海内外迁出的开始，总而言之，就是客家迁移史的一个转折。有关方志载：明成化年间，有为数相当多的客家人，因人口爆满和缺粮，由闽西南的宁化迁入梅州地区定居。其中，尤以迁入大埔者为多（参阅抗战期间修订，由邹鲁先生作序的《大埔县志》）。于是梅州地区由闽西南迁入的客家人就更多了，实则福建人满之患的情况，远在北宋中叶已经出现。至明之成化年间，人满之患的问题就更严重。因而居住在闽西南的客家人，便凭民系关系，相率迁入梅州地区。据《简明广东史》209页载：“明成化年间，江西、福建均有人满之患，迁入韶州嘉应州入户者不少。“福建粮食不足来广东购买粮食的货船，岁以千余艘计。”另据有关史料载，当时福建人多田少的情况是土地逼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亦耕褥殆尽。亩直浸害，故多田讼（见《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4第二页）。泉州地少人多的情况，尤其突出。黄锐安溪县诗云：“掌地也成田。”又何乔远《闽书》云：“……地狭民稠，仰粟于州。”（同上书第8页）。

朱行中亦有诗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崖嵬犹力耕。”又据《闽水记》载：“闽中壤狭地少，山麓治为陇亩，昔人所谓蹭田（梯田）也。（转引自《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4第23页）。据当年由福建迁入大埔的同胞的后代说：‘昔由宁化迁来，及今已二十余代矣。”。现假定已经二十三代，每代以三十年计，所得之积，与实际相去不远。另据阳春太平都刘姓说，他们也是从明代成化年间迁来阳春太平都定居的，后来子孙繁衍，分建了许多村寨，分布于潭水、三甲一带。由此可见，这次迁移的规模并不小，而且分散性很大。但他们的大部分，还是定居在梅州地区。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是来自宁化之石壁村者”之说。因此就应作为一次迁入，列入客家迁移序列中去。而自此以后，成批从各地迁入梅州地区来定居的情况，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这里应当谈一下当时梅州地区的人口问题。梅州地区，南宋人口比北宋人口少。所以如此，是因为梅州地区，位于闽粤赣交界处之三角地带，封建统治力量一向比较薄弱，而距此不远的潮州，却又是产盐区，因而这个地区就成了贩运私盐的集散地。其后由于这些私盐贩不为官府所容，而官府又除增加盐税外，对他们不给出路，因而他们迫于无路可走，便转而攻略各州县。南宋初孝宗在位三十年间，梅州地区一直动荡不安。绍兴四年（1134)，因鉴于潮、梅、惠州等。连年遭受战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户口外迁者颇多，因而南宋梅州人户比北宋少，《温志·丛谈》说：“南宋后，迭遭兵焚，土著逃亡者仅存一二，历元而明，中原衣冠，始稍稍迁至。”但已经迁出去的少数民族，再没有回来了。从此，在人口上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梅州地区，才转为以汉族中的客家民系为主体。正是由于迁出去的少数民族没有迁回来，因而在这段时间内，梅州地区还是属于地旷人稀之地。实在在这个时期，原由中原迁来的老户口，存者亦仅为一二。由此可见，历史上由中原迁来梅州地区定居的中原汉族，分为两大批。南宋以前的南下衣冠，绝大部分都已于元兵南下时他迁，而且至明初才归来者亦仅居一二。但他们都是非客家。元灭宋祚以后，从赣南和闽西南客家板块聚居地迁来的才是客家的主体。忽视这种情况，是很难弄清客家在宋代的历史的。

下及元代，首先是由于景炎二年（1277)蔡蒙吉先烈在梅州率众抗元，孤城喋血，当时梅州人被元人屠杀者甚多，城内十室九空。及元兵占领梅州地区后，因顽固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把蒙古人列为一等人，色目人（北方少数民族）列为二等人，北方汉人列为三等人，南方汉人列为四等人，并在梅州实行大屠杀的结果，使得梅州地区人口锐减，经济亦随之衰退。正是由于人口锐减，到明洪武二年（1369)，才把梅州降为程乡县。其后由于明初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从兴修水利，引进良种及新品种到耕作技术的改进，才使流散的人口逐渐归来，使梅州地区的生产逐步得到发展。尤其到成化年间，成为有明一代的盛世。然而，好景不常，跟着就出现了因人口澎胀，生计困难为主因的迁出运动。

应在这里再明确一下，客家先民自唐末至明之中叶，个别陆续从江西和福建迁来梅州地区的没有止歇过。但作为客家民系的主体大批迁来者却从元初至中叶止。美国传教士肯贝尔所著的《客家源流与迁移》一书，大致也是这样说的，（参阅新加坡凌乔文先生载在1986年第11期《新加坡客家会讯》题为《嘉应客族这特质及其他》一文。这样看来，则北宋元丰年间客户数之激增问题，实与客家民系主体无关。查实当时激增的客户，实为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贵族扩装相继浸袭宋朝时，纷纷南迁的官僚地主豪绅，其中并无贫民，即宋高宗南渡时，亦极少贫民随之南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明末留给后人的“遗恨”实在太多了！一为清兵已经南下时，南明内部仍骨肉相残，而且拒绝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余部提出的联合抗清的要求。当时不是没有民族凝聚力，而是南没有能力整合各方面的民族凝聚力来扭转本来可以扭转过来的危局。二为在明末大思想家李赞，大科学家徐光启，已开始发现中国科学，实已落后于西方。李赞对意大利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的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甚为敬佩，曾三次拜访，以图在我国推广。当时如果南明能照他的许多有关主张去做，是很快追得上去的。但不幸腐败无能的南明神宗（1573一1640)在位），竟根据耿定向等人的诬陷，以“敢倡敌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之下狱，并被迫自杀。由此可见抓住机遇的重要，是则李赞之冤死，又何止是“明末遗恨”。三为对少数民族推行血腥镇压的政策，特别是在嘉靖（1522一1566)、万历（1573一1620)，对起义少数民族同胞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使少数民族同胞受到很大的损害。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作为主体民族，对处于后进地位的少数民族同胞，只有帮助的义务，而不容有欺压行为。这也表明不推翻封建统治，少数民族是得不到解放的。

2、迁出方面

第一次迁出

是明成化年间闽西南的赣南客家人因粮食紧缺而迁至梅州地区之后不久，梅州地区乃至闽西南和赣南客家人，又迁去博罗等地垦殖为生。原因是土地贫瘠，且已垦耕殆尽。但人口又因除了本身的自然增殖之外，各地又还继续迁来。于是就只好向尚有荒地可垦殖的博罗等地迁移。当时梅州地区客家的经济特点是既是人多田少，生产又单一。

第二次是抗清迁出

清兵南下占领各地，使人最反感而认为是奇耻大辱的，就是顺治年间多尔衮摄政时迫令汉族同胞难发结辫，当时起而反抗者为数不少。我们所已知道的除了洪秀全的先代，应花县南明二遗老之招，由梅县石坑堡迁去抗清，以及大埔县的王兴率众在恩平抗清，失败后自焚，余众散在四邑，这两起史实外，应当还会有别的资料。现在四邑的深山之处，如台山之大隆洞，鹤山之南洞围等地都有客家人散居，他们中有的可能是当年随王兴起义的余部。

第三次是复界迁出

事起于明末遗臣郑成功。在明末时，为了杭清复明，率众渡海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以此为抗清复明基地，并随即亲率部属在沿海各地登陆，克复州县，民间主动追随抗清者甚众。

梅州客家地区的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有力无处下”）的情况，并未因复界迁移得到多大的缓解，当地难以为生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在西路发生的一桩至今仍令人悲痛不已的“西路土客械斗惨案”。笔者认为应将此案的实质向后人交代清楚。为了当时械斗双方的死难者，也为了双方死难者的后代。

“西路土客械斗惨案”，发生于咸丰年间（1851-1852)，也正是太平天国革命由盛转衰的时候。所谓西路，这里不是泛指粤西之全境，而只是指当时的事件发生地点的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及一些毗连地区。械斗持续十二年之久，据说当时死伤、散失人数共达五十多万人。惨案的结果是在同治六年（1867)，在广东巡抚蒋益沣主持下，议令土客联和，另划赤溪一厅，互易田地，一场风潮始告结束。但由此又引起另一次迁移。就是在和议达成后，划赤溪厅为善后区域。本地人自然无异议，唯官厅亦觉赤溪地小，且甚硗瘠，不足容纳易地迁来的客人。于是乃由地方款内解现银二十万两，并饬台山、开平等县，各筹若干，分给志愿徒各地垦殖的客家农民。成年人每人八两，未成年人每人四两，各发执照，使往他处垦殖。当时在新兴、恩平及台山、鹤山等县的，大抵多南迁入高、雷、钦、廉诸州，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闻为最多，其远者且至海南岛崖县及定安等地，与乾隆时自惠州迁至沙帽岭的客家人比庐而居。本早已有客家移民。

第四次是“四川迁出”

四川是个很好的地方，有广阔的盆地，气候很好，宜于农林牧副，教育事业的发达，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据嘉庆《四川通志》统计，自唐以来二百七十七所四川书院，明占五十四所，清占一百九十八所。商业之盛，尤为突出，西通康藏，东及甘陕，南则及湖南又湖北、广东、广西。并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由于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搞到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全省入籍者仅一万六千零九十户。为了恢复四川经济，清政府除了免征粮钱，还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少地农民入川开垦荒地，并明令规定：“凡他省人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其入籍（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同时又动员军队七千多人荒屯田（见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四川简史》）。清政府广招湖广等地人民入川开垦，还给男丁每人八两银子，妇孺每人四两银子，作为迁移费。客家无地少地的农民，闻讯便纷纷跟两湖人民，入川垦殖。杨芳灿修《四川通志》卷64《食货志·户口》条云：“康熙五十四年（1715)，因湖广人民入川开垦者甚多，嗣后该抚查明年貌姓名籍贯，造册移送四川查核，有自四川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查对。”可见当局对移民的重视。据韩素音的《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经过》一文说：“从1680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巡视期间，为了争取南方人,便同时提出把客家人重新安置在四川的其他地区。还赐给每个男子移民八两银子，妇孺四两银子。这样很多客家人便到四川来，其中就有我的祖先。”由广东惠州，嘉应州及江西赣南等地搬去的客家，就中如新都的陈氏、骆氏，涪陵罗氏，则皆自兴宁迁去的。四川桂湖新都陈姓族谱云：“第十一世祖俊元（原住兴宁），字子进，……子俊带家眷，于康熙六十年辛丑岁（(1722)，正月二十六日，在老余窝屋，起程移居，上川住。又据兴宁曾坑陈氏族谱的记载：康乾时，其族人迁居四川的，实达八九十丁；计十一世有绍尧及俊元等十一丁；十二世有卫臣，天锡等三十一丁；十三世有国兴，德林等三十一丁；十四世有振绪，庚粹等十一丁；其各丁随行的妻妾尚不在内。仅曾坑陈姓已有这么多的移民，则当时移川的客家人为数之多便不难想象而知了。

又据有关资料称，由于四川是全国教育事业有数的发达之地，客家人一入川便准其入籍参加考试，因而在川客家人亦学子迭兴，人才辈出，既有文的，也有武的，其中负盛名于中州者颇不乏人，这是对故土父老及后辈的最大鼓舞。

又四川的陶瓷业，是由广东入川结姓而居的杨、朱、蔡三姓创办的，称“三合瓷”，名闻全川。

第五次迁出

是应招入桂县垦殖。据罗著判断，客家迁桂垦殖时间，在康雍之际。这是合乎史实的。康雍二帝，有好有坏，二者比较起来，康熙好得多。康亲政后，宣布永停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奖励垦荒。当时广西多荒地，客家应入桂垦殖，当是以此为根据的。

客家人迁桂垦殖之后的情况如何呢？据清桂林人龙启端撰的《粤西团练局略序》云：“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垦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杰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应作基督教）以蛊愚民，用是党羽滋多。”现在广西各县，虽说客家人数已分而甚广，然多数都是在清初才逐渐迁入的。

第六一次迁出

是迁台务农。总的原因是受到比前更加严重的饥饿威胁。正如黄香铁说：“镇邑（今蕉岭），纵横仅百里，而山其七，民之寄台湾为立锥之地者，良以本地无田可耕，镇邑三五月之粮，米由武平（笔者按：武平属福建，为闽赣交界地），平远来（见《石窟一征》卷3)，实则是指江西贩粮，当年著名华侨平远姚德胜先生曾以此为业，但所得不供本身一饱，何况养家。屈大均也说：“粤东少谷，赴台者十之二三（见《广东新语》），可见粤东各县，赴台垦殖谋生者，以县为单位和人口比例来看，尤以蕉岭为多。赖雨桐先生说迁台同胞祖籍在镇平（即蕉岭县的，在清嘉庆以前已有四百八十多户，约有四十万人。《石窟一征》又云：“邑中贫民往作佃户或长工，往往三十四十始归。归至家，尚以青巾裹头（上书卷2第七页）。据有关资料载：

第一批：宋亡，有一批义士，亡命台湾

其后的情况如何，未见有记载。但客家人迁台时间，应自此清康熙中期公元1688年始。

第二批：随后则直至1762年（乾隆在位中期），郑成功率反清复明义师，开赴台湾，把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取回来之时，才有一部分客家人随往

据叶炳辉先生说，客家人到台湾始于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时。叶炳辉先生还说：“随郑成功克复台湾的将领中，有名为刘国轩及其率领的部属即为客家人”（见梅县文史资料第10辑第125页叶炳辉先生题为《台湾客家人》一文）。

第三批迁台的时间是在康熙中期（1688)应募充军去台湾镇压台湾农民起义首领朱一贵（？一172.1）的数达千人的客家人

这批客家人即在后来被称为“六堆”客家者；他们应募去当清兵，是为贫所迫，才冒死而去的，他们的后代为开发台湾为保卫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批迁台客人，正是清廷严禁入台时迁去的

郑成功死后，其长子郑经（(1643一1681)所部因攻夏门泉州失败病死，台湾于同治元年（1681)陷入清军之手，即限令南方人民偷渡入台，但禁令无效。因台湾与闽南和粤东沿海相距既近，气候又温和，荒地多而雨量充足，一岁所获，数倍于中土（见《凤山县志》卷11)。同时因为当时清廷统治力量初到台湾，政权还不巩固，阶级分化程度也较小。因之大陆同胞一登彼岸，便觉有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所以无论什么严刑峻法，也阻挡不住他们赴台谋生。

第五批是从雍正十年（1732）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开三禁将近四十年间

清廷缉捕违禁赴台谋生者已流为形式，禁令已等于具文。这期间客家之赴台者虽无确数可查，但多于上述各批则是无可置疑的。雍乾之间，史称盛世，但对客家人来说，却是冒死渡台的悲惨岁月。

以上各批，并不包括在此期间及其后零星赴台者

台湾客家移民的分布，其先主要在北部，其后南部，中部也不少。台湾北部的客家人主要来自梅县、兴宁、海陆丰、大埔、饶平、蕉岭、潮阳等县。这一地区的客家话和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话大致相同，但在声调上有一点区别。由于渡台时间有先有后，“落草”地方广，北部客家人并不象南部客家人有个地方组织，但也有一个地方性的中心，这就是新竹坊寮的“义民庙”。

所谓义民，是指在开垦发展中，为保卫乡土，家园死于战事者。可见客家迁台定居后，并不是平安过日子的。坊寮义民庙祭奉这些先人义民。每年中元（农历七月十五日）由十四大庄轮流主祭，举村普渡超生的祭典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以怀念先人创业之艰、舍生卫民之功以加强各庄乡镇之间的和睦和团结。台湾新竹县新埔镇有一座十分壮观的“褒忠义民庙”，有一副义薄云天的对联，联云：“义行薄云天，舍身保国卫乡，缅怀英烈逾百载；民居安闾里，遗泽育才，敷教长享俎豆足千秋。”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该庙附近的十五客家村庄的同胞，都专程赴庙上香祭拜。是日，家家户户杀大猪，宰大羊，各村庄选出二十头得奖的大公猪羊代表该村庄到义民庙参加盛祭活动。这活动一直沿袭到百多年。据文献记载，新竹县的坊寮“褒中义民庙”建立于1878年，现在台湾各地所建立的义民庙、都是当地客家人为纪念死于抗击荷、法、日侵略者的先烈而设的（见《客家民俗》1988年9总15期）。六堆客家人承军旅之遗风，勤劳勇敢，组织性强。因此在其迁台后长达三百年的生存发展过程中，虽屡遭外敌的进攻，均能胜利地保卫了自己的家乡。

以上摘自《梅州客家人》部分内容。

三、客家文化

1、客家屋村

是具有特色的，“围龙屋”这是一种除客家地区之外见不到的。据历史学家考察。这种屋村形式是中原贵族的屋村形式，就其形状来看，其平面是一个大圆圈，中间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大灰场（客家人叫“禾坪”）其两个半圆一是屋舍，一是池塘。屋舍后面是树林包围，而池塘前面侧是菜地。“围龙屋”有大有小，小者有一围，屋前设大门、小门二可住几十户人家，大者有数围，及前设大门、小门、四或六，住百多户或数百户。围龙及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钱者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后则是上厅。如果是大屋则设下、中、上厅，而上厅是毫无例外地安置祖宗牌位，年节时全屋人都在此拜祭祖宗。上厅后面设有一神屋，安放各后辈先祖牌位。按世辈等高低而排列。两旁小门进去亦有对称的小厅，神客屋后面有一大片露天的地方，也铺上石砖，客家叫“背胡岭”或“花胎”。每年早、晚二造收割时，“花胎”或屋前大灰场都是晒谷的地方，这些客家屋村，除各种地方名字外，以姓氏称之为“张屋”、“何屋”、“李屋”、“刘屋”等，一个屋村只有一姓，祖祖辈辈十几代共住一屋村。（此处摘自《兴宁文史》)

2、客家文化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有关方面介绍，客家人现有总人数5500万，其中中国约4500万,在海外客家人当中，大多数居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125万、印度尼西亚约40万、泰国约37万、越南约30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万,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对分布如此宽广的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直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此前的客家源流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 　　

2007年08月河南省洛阳偃师市被确认为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地 是客家文化源头　　

8月20日在偃师市结束的“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确认，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在我省偃师市。　　

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支，一千多年来，他们从中原向外迁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和海外各地。参加研讨会的代表们认为，客家的第一次迁徙发生在东晋年间，位于河洛之间的汉魏洛阳故城为当时的国都，正是客家人的根之所在。客家先民首次南迁纪念地的标志性景观遗存多集中在偃师市，以偃师市为中心的伊洛平原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地区，因此是客家文化的源头。　　

研讨会上，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授予偃师市“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地”纪念性称号，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向偃师市赠予“主体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圣地”牌匾。　　

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是汉民族中的一个地缘性群体。而客家文化是这个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旦这种文化产生，它就成了该群体的识别标志及维系该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没有客家群体，就不会有客家文化；但如果没有客家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客家群体也是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在的生命力，以至于经过数百上千年之久，还能维系到现在。 　　

客家民系分布很广，其中粤闽赣边三角地区是其主要聚居地，在国外以东南亚为主。据学术界估计，客家人现约 有4000至5000万左右。 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为什么说它是地域性文化呢？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非常明确的地域范围，它只产生于赣、闽、粤三角地区，而不产生于其它地方。　　

3、客家历史　　

为什么在这里会产生具有如此强烈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里是一块四周被大山包围的丘陵山地，在它的西面是罗霄山脉，东面是武夷山与九连山脉，南面是南岭，在罗霄山脉的中段还有一条雩山山脉与武夷山相连结，从而把江西的南部与中部隔开，形成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是与赣、闽、粤、浙等南方地区同一族属的百越民，他们“各有种姓，互不统属”。秦汉以后，由于北方汉子不断进入该地区，使得百越民，有的成批汉化，有的被强制迁往江淮地区，有的则退出平原，进入深山老林，成了历史上曾经名藻一时的“山越”民，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这里早已是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两晋之际，尤其是唐宋之际，由于北方不断遭受战争的摧残，农村经济凋敝，因而使得大批难民渡江南下，另求生计。在经过不断辗转迁徙之后，部分移民来到了这块被大山屏蔽的赣、闽、粤三角地区，与当地土著相互杂居，并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与自然条件下，与土著民相互融合，从而创造出一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与周边文化相区别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客家文化。所以，组成该文化的原始基础是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土著文化和具有汉唐风韵的中原汉文化，而推动该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动力是唐宋以来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北方移民。故有学者称其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移民文化，亦不为过。　　正是由于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比如，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是由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需要。正是由于他们在不断迁徙中求得了生路，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才使得客家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树挪就死，人挪就活”的价值观念。 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久远。客家人原属中原汉民，历史上因为战乱经过多次迁徙，最后逐渐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四川、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等地定居下来。客家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南方的土著文化的融合的产物。客家文化的主体是汉文化，因为她更多保持着汉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在不少方 面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客家成为既不同于土著又不完全等同于中 原汉民的一个汉族民系。客家话是汉语八大方言之一，客方言的分布地域很广。各地的客家人，虽 然所说的客家话有些差异，但相互间不会出现交际上的困难，因为客家话尽 管有许多不同的变体或曰次方言，其基本特征却大体相同。客家历史源远流长，培育了大批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 出类拔萃的风流人物如洪秀全、黄遵宪、孙中山、朱德、叶剑英等。　　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其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这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方面都有很突出很具体的表现。　　

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江西赣南，广东梅州的多层围垅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内，有石柱雕联、石鼓承柱、雕梁画栋；有天井、花园、假山、盆景、鱼池，美不胜收。甚至还有土楼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振纲立纪，成德达才”、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 　　

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的口号，表现出客家人希望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连刘邦、项羽这对冤家也可合祀一龛接受人们的膜拜。妈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客家人也把她请到山乡，作为山乡的保护神。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4、客家围屋　　

客家先民进入赣南之前，这里的土著居住的多为干栏式（架空地面楼居）居所。而土围子，则是明末清初时期，赣粤边境菲盗四起，社会动荡不安，家客的大户人家为有效地保住自家性命，保住聚集的财产，不惜耗费巨资苦心经营修筑，其结构形式由粤东客家标准格式——围拢屋发展变化而成。这一座座固若金汤的庞大建筑，四角建有炮楼，楼内连通，相互呼应，火力交叉如网；御火攻，围内设有多处消防注水口；防围困，围内置设多处粮仓……对于围屋，如果分得细一些，还可以看出两种基本模式：实心式空心式，实心式，围内主体建筑采用“厅堂式”，只是将两侧横屋升高，连成全封闭式的方形围屋平面，如关西新围，面积10000多平方米，内有三条（一主二次）三堂式中轴线，门道重垂，廊环巷深，厅前还有禾坪、照壁、马廊及花园等设施。空心式，如杨村燕翼围，面积2500平方米，围内不设主体建筑，只沿围的四周建房舍，中间除水井外，就是一个大禾坪。　　

如今的赣南，是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一，居住着700多万客家人。当遥远的岁月成为往事，而这浸润着客家人血与泪的围屋形式，亦在世人眼里成了客家人的典型家园构造，成了客家人情感世界的象征符号。它凝聚了客家人整体的心灵感喟，包容了客家人经历的岁月沧桑，留存人们的心里，构成飘泊他乡客家人梦牵魂绕的呼唤。 　　

5、客家节日　　

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起源很早，如春节，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过年”的传统也起源于上古。除过年过节，还有四时节令，以及其它俗信纪念。这些活动表达了人们的善良心灵，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在传承旧俗中，不断摒弃陋俗、继承良俗、增添新俗，使传统的岁时节令民俗活动更加绚丽，展示出中华民族客家人的传统文化风采。　　客家祭祀　　客家人对于丧葬之俗，做得十分周到，甚至过于繁文缛节。客家人祖先崇拜意识很浓，对慎终追远的事，十分重视”。一般丧葬仪规可分为葬、埋葬和葬后三个部分，或谓之三个阶段。 　　

6、客家婚姻　　

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习气的影响；客家人属性成规，男婚女嫁定要"明媒正娶"，才不为乡闾讥笑。　　客家人的婚姻方式，都依照古制"六礼"。所谓六礼是："说亲,送定,报日子和送聘金,盘嫁妆,接亲与送亲,拜堂与吃面碗鸡"。 　　客家农事　　客家人多住山区，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产品，以水稻为最。客家地区的水田，近山用溪水，靠河用河水。皆以水车灌水入田。农家肥料，以"沤粪"或"沤火炉灰"作粪种，参上石灰肥田。　　稻谷成熟后，收割时，不雇工； 约左邻右舍的妇女，到时她们自带镰刀来田里帮助割水稻。这叫“帮工”等她们各家收割水稻时，被人"帮"过工的妇女再"帮"人家的工。是客家人团结互助、平等相待的好传统的充分表现。　　客家服饰客家服饰讲究朴素实用，宽敞简便。普遍喜穿素色，尤以蓝、黑、白色最为流行。农村女子普遍系着的一种围裙"掩腹"，其实可以掩胸，下摆宽及两侧，上端缝花刺绣，另加“颈链”、“腰链”和“牙牌”、“手镯”等服饰。姑娘梳辫，少妇盘髻。劳动者则多穿对补救短衫的，俗称褂哩。读了书的男子多改着西式裤。                                               

7、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是来自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积，来自万里迁徙的磨练，来自偏僻山区恶劣环境的锻冶，来自祖辈一代一代的言传身教，来自客属先贤“源于斯，高于斯”的添薪曾彩。史学界为"客家精神"作了以下的小结：爱国爱民，反压迫反侵略：勤劳刻苦，努力开拓；勇敢无畏，富革命精神：挚诚团结，敬祖睦宗；不亢不卑，平等待人。所有这些优点也涵盖在中华民族之中，所谓"客家精神"，其实是"中华精神"演绎。　　

(1)刻苦勤俭

这是客家人最突出的特色。在这方面，广大山区的客家妇女表现得特别突出。她们艰苦卓绝、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精神，历来为中外人士所赞扬。她们有力地促进了客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2）开拓进取

客家男人，不论出外谋生、立业，或从政、从军、从商，都敢做敢为，富有拼搏进取的精神。从古到今，散布在世界各国各地的客家人，各行各业都不断涌现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杰出人物；有些人甚至成为当地开埠的奠基人。　　

(3)重教崇文

客家人继承中原优良传统，历来十分重视学习文化。为了谋求生路，为了经商、做官，都必须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客家地区向来文教事业比较发达。近二十年来，客家地区的小学、中学蓬勃发展，大学和专科学院也接二连三建立起来。　　

(4)念祖思亲

历史上客家先人是被迫南迁的，他们怀念故土深沉浓烈。他们的后裔承传了这种带有儒家观念的传统，色彩更为浓烈。不论迁移到何处以及海外异国他乡，客家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祖辈来自何处。大陆各地，客家各姓宗亲，每年春秋祭祀祖宗，侨乡更为隆重。海外也兴祭祖。有的客家老年华侨、华裔，十几二十次返回祖国寻根问祖，深情感人。　　

（5）爱国爱乡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的客家后裔和港澳台客属同胞，纷纷在故乡投资建厂，为振兴故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经常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乡情怀。　　

客家人还有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等等优良传统　　

独特的客家精神，是鉴别客家人的四要素之一。客家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为汉民族中优秀的一支。美国学者韩廷敦在《种族的特性》中说：“客人这族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传教士肯贝则说：“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南迁是不顾屈辱于异族的统治，由于他们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所以养成他们爱国爱种族的爱国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对中华民族前途的贡献，将一天大似一天，是可以断言的。”英国学者布肯顿在《亚细亚人》一书中，一连串举出客家人的勤劳、耐苦、节俭、慷慨、团结、爱国、敢作敢为等优点，赞美客家人是“牛乳上的乳酪”，最后认为“客家人的精神就是亚细亚精神”。　　

外国学者如此高度评价客家人及其精神，那么什么是客家精神呢？

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情绪、意志、良心等。客家精神应是指客家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客家人自觉的心理状态。关于客家精神的课题，前辈及学者们已多有探索和论述。他们从客家历史发展及演进中分析客家民性、民风的特点，指出客家精神的特质，如客家学大师罗香林先生提出七点客家特性。张奋前先生指出客家民性有七点特征。李开仁先生指出客家人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有杰出的表现，光耀全球，举世同钦，是由于客家人具备了八项民风。客家先贤胡文虎先生根据客家人的传统特征，指出四点客家精神。前辈学者贤人的论述都有相当独到的见解，但有关客家人的特质则是意见大体一致的。综合而言，客家精神其核心是团结与革新，开拓与进取。　　

客家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关系密切。客家精神是在客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为客家社会的人文发展起引导作用。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汉民族，北方粗犷豪爽的性格特征，煅造出客家人的乐生迈进、刚强弘毅，勇敢豁达，客家人是“北方强者的血统与遗传”。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一支民系，其形成和发展，经历数次大迁徙，颠沛流离，世事多艰使客家人养成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的特性，客家人是“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影响或选择下的适者”。客家人经过历代长期艰苦奋斗使民族性格得到考验和磨炼，使客家人自始至终带有一种浩然正气的民族节操，他们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的凛然自傲之气，使他们成为“民族心理发展中的一群勇者”。客家先民是中原华胄，他们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虽经辗转流徙，其文化气质不变，他们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客家人深重的文化气息使他们成为“优者的遗业与涵儒”。客家民系最值得称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客家妇女的地位不同一般。客家女无缠足怯弱之习，她们能躬操耕作，主持农计，她们朴素节俭，勤劳洁净，崇敬丈夫，热爱儿女，任劳任怨，牺牲自我，维护家庭，她们以坚强和聪颖，在世界妇女中占有重要地位。客家妇女的特性充分体现出客家精神的精髓所在。　　

客家人普遍存在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这是由于客家民系是在迁徙流移中形成。客家先民饱受战乱和压迫带来的痛苦，因此客家人对家园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有着强烈的渴望。日本人山口县造高度赞扬客家人，认为“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之气，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至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竹越三郎则认为“客家是台湾最开化，最坚强和最富民族意识而不易统治的民族，他们的团结力尤为惊人，以致统治当局，不得不限制他们的居住地区，使其不得聚集在一处。”。在客家先民从第一次迁徙开始，近千年的历史中，客家社会涌现出不少爱国爱乡的民族英雄。如南宋末的爱国英雄文天祥，他是江西客家人，起兵勤王所率之队伍多是粤赣边区的客家人。清中叶发动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及其部将，大部分为客家人。清末勇敢抗击日本海军进攻的丰顺客家人丁日昌，抗日保台的民族英雄蕉岭客家人丘逢甲;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是客家后裔，其助手廖仲恺，邓仲元，姚雨平则是客家人，北伐名将叶挺，张发奎，抗日战争中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国民党抗日烈士谢晋元，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朱德，叶剑英，刘亚楼，肖华等，都是客家人氏，他们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爱乡民族意识，成为客家人的杰出代表。　　

客家精神是革命的精神，客家精神也是一种激励人向上的精神，客家精神还是和睦亲邻、繁荣社会的精神。发扬客家精神，于社会进步，于民族发展，于家庭和睦，于个人上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叶志茹先生在《浅谈客家精神及其形成》一文中把客家精神概括成：一是百折不挠、锐意进取；二是艰苦创业、奋斗求新；三是爱国爱族，精诚团结；四是崇文尚武、器重名节；五是敬老爱幼、继祖崇宗；六是勤俭持家、乐善好施；七是追求革命、主持正义；八是为人忠诚，耀祖光宗。　　

许多客家研究人士对客家精神进行过大量的探讨和描述，其独特性和高尚性受到中外人士所公认。客家精神的形成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渊源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断的推陈纳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为中华族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编者注：部分文章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