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4岁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来清华大学讲学，与何帆(微博)合影。 （受访者供图）

《谁来守护公正》 【美】布莱恩·拉姆、苏珊·斯温、马克·法卡斯 著何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美】琳达·格林豪斯 著何帆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年7月

《批评官员的尺度》【美】安东尼·刘易斯 著何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大法官说了算》何帆 著 法律出版社 2010年8月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在豆瓣小站上，何帆对自己的介绍是：“1978年生，湖北襄樊人，现居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喜欢好书，热爱美食，偶在报章涂鸦，痴迷法政译事。”私下里，他则自嘲是个“伤不起的胖纸”。

　　他既是最高法院法官，也是业余译者、专栏作者，这样的多重身份，为他增添了几许不平凡色彩。从2007年至今，何帆已经先后翻译了《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九人》、《批评官员的尺度》、《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谁来守护公正》等书；主持策划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著有四本刑法学术著作，还写了一本《大法官说了算》。

　　何帆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纳入自己策划的“燃灯者书系”，意为“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对他而言，翻译一本书，可能就是点燃一盏灯，替后面的人照亮一段路。除了一个合格的法官，何帆对自己业余生活的定位是“司法文化传播者”。“燃灯者书系”这个名字，多少透露出了他执著于翻译生涯的初衷。

　　11月24日，何帆携新译著《谁来守护公正》做客罗湖书城，作题为《超级大国的公正为何靠九人守护》的演讲，向深圳读者介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运作模式及大法官们的故事。讲座结束后，本报记者对何帆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法官首度集体亮相

　　在今年的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谁来守护公正》被多次提及。

　　这是一本非同凡响的书。何帆说，所有在世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包括九位现任大法官和三位已经退休的大法官，全部同意接受一家电视台的独家专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而所有访谈内容，全部收录在这本书里。

　　C—SPAN（全称为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是创办于1979年的一家民营非营利性电视台，它最初只有一个频道，全天候报道政治选举和国会辩论情况。1986年和1997年，C—SPAN先后成立二台和三台，节目类型涵盖政治活动直播、时事动态报道、公众人物访谈、读书荐书栏目和历史纪录片等，组织拍摄了《白宫》、《国会》等纪录片，向公众介绍美国政府机构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运转情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成立于1790年，其历任大法官因为终身任职，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判决能够独立于民意，并没有在民众面前曝光的动力，他们长期以来总是主动远离公众视野。但是今天，大法官们已经习惯涉足公共领域，他们上任伊始，都要经历备受瞩目的司法确认听证程序。此外，他们有时也接受邀请公开演讲，或兼职教学、撰写著作或进行公务出访。

　　2009年，当C—SPAN的代表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求时，只希望拍摄最高法院大楼，介绍其艺术特点和建筑风格，记录最高法院的历史。但是介绍这座大楼时，按照惯例也须介绍它的主人—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们，布雷耶大法官最早同意拍摄他的办公室并接受采访，随后9位现任大法官和3位退休法官分别同意接受采访。2009年10月，这部纪录片开始在C—SPAN电视台播出，2010年，收入访谈内容的《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一书出版，而何帆的这本书根据其2011年的修订版译出。

　　“这座大楼提醒我们”

　　美国联邦政府包括立法（国会）、司法（最高法院）和行政三大分支。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接受采访时说：如今最高法院在社会发展和政府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当年制宪者们原来期望的要重要得多。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初，总统在白宫办公，国会在国会大厦开会，但没有人考虑最高法院应该设在哪儿，在哪儿开庭。最高法院最早是借用一间公寓办公，后来又挪到国会大厦的一间地下室里，这显然与它作为平等的政府三大分支之一的地位不相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位于华盛顿特区第一街，该建筑独立、庄严，让人过目难忘。谈起这座大楼，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都会提起塔夫脱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1909年—1913年），1921年被时任总统沃伦·哈定提名为首席大法官（任期1921年—1930年），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既担任过总统又担任过首席大法官的人。他利用曾经担任总统的优势，积极筹款、说服并促使这座大楼确立修筑计划。译者何帆介绍，联邦法院大楼于1932年奠基，1935年竣工，而塔夫脱逝世于1930年，他本人都没有看到大楼动工。

　　联邦法院大楼的历史虽然比白宫和国会大厦短暂得多，但其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于后两者，它如今已经成为美国司法公正的象征。现任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说：“我走入这座大楼时，有时会思考，我们凭什么拥有一座如此优雅、完美、壮丽、令人难忘的建筑？我们需要用它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吗？当然不是。这座大楼提醒我们，我们正肩负重任，公众也会借此认识到法律的重要地位。”

　　倾听他们真情流露

　　大法官们的政治立场和生活习惯都有差异，他们是同事、朋友，有时候也是对手。何帆告诉记者，去年，74岁的斯蒂芬·布雷耶法官来华，在清华大学讲学，听说海报介绍他是“当代美国最高法院最有智慧的大法官”，这位老人私下逗乐说：“等斯卡利亚大法官过来，你们可以把这张海报给他看。”斯卡利亚大法官同样智慧过人、文笔犀利，但在司法理念上与布雷耶差异很大，虽然两人私交不错，但布雷耶在自己的新书中，也用相当篇幅批评了斯卡利亚对宪法的解释方法。

　　何帆说，对专业法律人士，这本《谁来守护公正》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视角或信息，而对普通读者，阅读本书也能为他们带来许多乐趣，因为大家从访谈中可以感受到大法官们鲜明的个性，了解到许多逸闻趣事。

　　比如，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在审判席上惜字如金，但在访谈时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自己驾驶房车周游全国的经历。金斯伯格大法官对自己的中国法袍和丈夫的厨艺津津乐道。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是美国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她谈起接到奥巴马总统提名电话时内心激动不已，当晚便冒着大雨乘汽车从纽约赶赴华盛顿。包括退休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在内的几名女性大法官还各自透露了自己的着装心得。

　　对话何帆

　　法治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我更侧重“解剖麻雀”

　　《文化广场》：你翻译的《批评官员的尺度》前年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今年《谁来守护公正》又进前三十名榜单。这两本书受到如此广泛关注，是否跟题材的选择有关？

　　何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已经有许多法学学者以译介方式，引进过大量介绍美国法学理论、司法制度的著作。但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播这方面的知识、文化，还是林达、任东来等老师，当然，贺卫方、梁治平、刘星、张建伟等法学家的各类专栏、随笔和演讲，也起到了很大的普及推广作用。

　　与他们相同的是，我的译著也比较注重可读性、传播性，所以，我更偏爱法制记者的作品，而非学者的理论专著。另外，在书目内容上，我更侧重“解剖麻雀”，即从某起经典案件或某个传奇人物入手，通过翻译大法官的传记，或案件过程，深入解读美国的政治、司法生态。在题材选择上，则会考虑中国读者的兴趣，例如，堕胎案在美国有很多人关注，但在中国并不是热点话题，大家对死刑、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领域的案件更感兴趣些，所以我在选题时也会有所侧重。

　　《文化广场》：我注意到你是人民大学的刑法学博士，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的？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何帆：与翻译结缘，完全出于偶然。2006年，因从事司法工作，又写过一本小说，出版界一位朋友觉得我对“法律和文学”话题或有心得，约我翻译一本名为《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的小册子。说实话，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晦涩，我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才译完，虽然因此掌握不少新知，但也体会到译事艰难，不敢轻易再动译笔。

　　2008年，我迷上了美国律政剧，追剧过程中，也产生不少疑问。当时市面上介绍美国司法的书多数较陈旧，对重要案件和主要纷争的介绍也不多。这时，一位朋友请我翻译《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这本书是《纽约时报》2007年评定的“十大好书”之一。它从联邦最高法院的视角，集中介绍了1991年到2007年期间的美国司法政治，正好与我的兴趣相符。《九人》为我打开了一扇知识的窗户。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既了解到宪政基础知识，也掌握了研究美国司法的路径。之前追看美剧时产生的种种疑问，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最高法院的“为”与“不为”

　　《文化广场》：根据你自身的研究和观察，国内读者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大的误解，或者说最应该澄清的误解是什么？

　　何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句名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这句话流传甚广，让很多中国读者误以为，美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争议，最终都可以由最高法院大法官说了算。但实际情况则是，美国联邦法官多认为，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属于政治分支，因为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目的是为公共事务做决策。但制宪者设置司法分支，不是用作反映多数人意志的工具，并非政治性的分支。所以，政治问题由政治分支解决，最高法院不受理也不解决政治问题。例如，关于国会的选区划分问题，早期的最高法院就以这是政治问题为由拒绝介入。另外，最高法院既不掌握军权，也不把控财权，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如果介入政治过深，判决执行不力，反会降低司法权威。按照最高法院最务实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说法，最高法院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其他政府部门维持坚实有力、切实可行的工作关系，在决定是否受理案件或作出判决时，要充分考虑其他部门的宪法职能，包括他们的职责、不足和运作方式。

　　我只是个司法文化传播者

　　《文化广场》：我粗略查了一下，你迄今已经出版的译作达7本之多。你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翻译与本职工作之间会不会有冲突？

　　何帆：我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司法文化传播者，与学者们推进学术深入发展的方向并不一致。相反，我会选择翻译一些风格面向公众，内容平实易读，文字化繁为简的作品，而不是前沿理论著作。严格意义上说，从一开始，我的目标读者就是广大非法律专业人群，希望公众能借此理解法院与法官的职能和特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性，明白法治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总会经历各种艰难波折，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例如，《批评官员的尺度》和《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对美国司法经历的“黑暗时代”谈得就很透彻。这样的工作，许多人不愿做，既然自己有这个兴趣，又具备这个能力，还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道，何乐而不为？至于是非，我们总不能因为害怕招惹是非，就选择无所作为。作为一名法官，只要不在工作时间“干私活”，不耽误本职工作，业余时间译点儿东西，传播点儿法律文化，总比一头扎进牌桌或酒桌上强吧。

　　希望能带动“法官文化”

　　《文化广场》：你将自己的译作冠以“燃灯者”系列，其理念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燃灯者可否理解为启蒙者？这个书系下一步会有哪些新作品推出？

　　何帆：我才疏学浅，没有启蒙别人的资格，只想通过翻译，引介一些国外优秀的作品，希望达到“传播通识、呈现复杂”的效果。我主持的“燃灯者”译丛会在今年推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第二辑”，拟组织一批优秀译者，继续翻译布兰代斯、布伦南、沃伦等传奇大法官的传记。另外，我还邀请了一些年轻法官，利用业余时间共同翻译一批国外优秀法官的著作，内容涵盖司法理念、法院运作、裁判方法、说理技巧和说服法官的艺术各个层面，希望能带动“法官文化”的发展。

　　至于我个人，明年年初会推出斯蒂文斯大法官的回忆录《五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杂忆》，之后或许不再独立翻译任何与最高法院有关的作品。未来我可能会关注美国州法院，尤其是地方法院的历史和运转情况，包括诉讼分流、辩诉交易、陪审团和法官制度。就像你要透过美剧了解美国政治，不仅要看讲述华盛顿政治圈的《白宫风云》或《纸牌屋》，还得看讲述地方政治的《风城大佬》和《傲骨贤妻》。如果要全面了解美国司法，除了最高法院，还得看看人家的地方法院是如何运作的。即将着手翻译的《美国司法独立史》，就侧重讲述备受争议的州法院选举制，这本书用很大篇幅探讨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对当下的中国亦有借鉴意义。

　　美国大法官最可贵之处

　　《文化广场》：除了翻译，你还有什么业余爱好？

　　何帆：游泳、看电影、追各种有意思的电视剧，不一定是法律题材的，近些年很火的《半泽直树》、《国土安全》和《行尸走肉》系列我都很喜欢。

　　《文化广场》：你翻译过布雷耶大法官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也接触过布雷耶法官本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给你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何帆：谦逊、自信。或许与他们始终在工作状态有关，尽管多数大法官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精神矍铄、精力旺盛。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在努力接受新生事物，并体现在他们的裁判文书中。

　　《文化广场》：你在本书导言的最后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选择走出“大理石神殿”，面向公众解释“公正判决”如何产生，这一过程对中国同行也一定有所启发。请问会产生怎样的启发？

　　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刚刚开通了官方微博、微信，成立了新闻局和信息中心，开设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并推动四级法院裁判文书全部上网，这些都是走近民众的表现，也代表着一种司法自信。

　　人物小传 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译有《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九人》、《批评官员的尺度》、《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谁来守护公正》等书；主持策划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著有四本刑法学术著作，还写了一本《大法官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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