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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氏圣雄何孟雄，李大钊第二

何孟雄的父亲何周臣，熟习诗书，擅于书法，是位执教10 余年的私塾教师。母亲邝氏，出身于山沟贫苦农民之家，共生育3男3女，孟雄最小。大哥何少青，幼时在家乡和衡阳读书，后来在长沙做了邮电工人。二哥何国维，初在家务农，后当了屠夫。八口之家，主要依靠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和祖父留下的8亩土地(出租2亩、自耕6亩)来维持，生活相当贫困。

何孟雄6岁那年，母亲去世; 8岁时，父亲因事赴县，又暴死于县城。不幸和贫苦的家庭环境，使何孟雄从小就产生了厌恶富裕的土豪劣绅，同情穷苦的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养成了热爱劳动、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勇于斗争的倔强性格。

1907年夏，9岁的何孟雄进入龙塘村何氏龙门学校 (初级小学) 读书。和他同班的有堂兄何建础等人。何孟雄学习成绩优良，每考都名列前茅。但因不赞成老师旧的封建的教学方法，有时甚至起来与老师作对，所以屁股上挨过不少板子。

少年的何孟雄，不屈世俗，敢于反抗封建旧礼教。他的叔祖父何成珪长期在该校任教和担任主事。何孟雄的思想和行为常常和叔祖父背道而驰，因此经常遭到他的训斥。三叔何鼎丞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拔贡，思想守旧，要何孟雄多读孔孟经典，可他却不听教训，故经常受到叔父的责备。

1911年夏，何孟雄从龙门学校毕业，进入酃县梅岗学校读书，被编入乙班，同班有何建础、贾纡青等人。梅岗学校是当时酃县最著名的高级小学校。后来的李却非、张经武、周里、张平化等都曾在该校读过书。辛亥革命后，何孟雄是该校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

1914年夏，何孟雄从梅岗学校毕业。这时，在长沙省电话局工作的大哥已升为副领班，长了薪水，便把16岁的何孟雄接到长沙读书，一起寄宿在堂叔何炳麟家中。何炳麟当时任私立岳云中学校长，遂免费让何孟雄入了岳云中学。何长工就是何孟雄低一年级的同学。

何孟雄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长沙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开展得比较深入的城市。何孟雄在学校里阅读了各种进步刊物，思想进步很快。他曾代表岳云中学参加了在长沙开展的驱逐湖南督军汤芗铭和焚烧日货的运动。

1916年夏，由于岳云中学的事务主任欧阳义贪污克扣，学生们的伙食很糟糕。何孟雄带领同学们向他提意见，欧阳义当面斥责他侮辱老师，给他挂牌惩罚，并扬言要给记过处分。何孟雄当场把牌子摔掉，忿然离开了学校。之后，他进入长沙修业中学，又因反对保守老师而离开; 再进入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据与何孟雄同班的易礼容回忆说： “当时何孟雄学习认真，思想作风好，为人正派，后来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偶然的。”①

1916年冬，何孟雄再次易校，进入湖南省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班学习，取名纯，号坦如。入学后，他曾到本校机械厂实习，开始接触工人。他还作为高工学生会代表之一，参加了长沙学生国货维持会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不久，湖南境内军阀不断混战，长沙城内兵来将往，不得安宁，学校纷纷停课，何孟雄只得暂回酃县家乡。他的三叔何鼎丞，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参议会议员。他一直反对侄儿从事爱国活动。何孟雄回乡后，叔侄两人发生口角，何孟雄说他是“土豪劣绅”; 他指责何孟雄“太调皮”、“将来会变成 ‘流氓’ ”。从此，他俩结下冤仇。

在何孟雄回酃县期间，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等人翻阅了他的日记和文章，发现其中有记载反对北洋军阀的内容，遂将其焚毁。何孟雄返校发觉后，与校长等人争吵起来，要他们赔偿，最后忿然离开了学校。接着，何孟雄又进了长沙北门外美国教会办的雅礼大学。

何孟雄在长沙读书时，杨昌济正在湖南高师、长沙第一师范、商专等校任教。何孟雄曾听过杨先生的课，思想上受到熏陶。1918年6月，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得知北京正在组织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就写信告诉长沙的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新民学会决定派蔡和森等人赴京联系。当时，被视为 “调皮”学生的何孟雄，一次次地同保守的学校当局、教师发生冲突，又一次次离校转学，早已对留在长沙继续学习不感兴趣，一心盼望到北京去学习。杨昌济从北京捎来的消息，打动了他的心。他在雅礼大学仅上了几个月课，就决心去北京求学。他的大哥支持他，为他支薪借债凑足了路费和学费，并亲自送他启程。

追求真理的青年

五四运动前夕，在中国青年学生当中兴起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何孟雄到北京后，在杨昌济等人的帮助下，进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文。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学，自己却未曾出国，而同毛泽东一样继续留在国内学习，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3月，何孟雄到北京大学政治系当了旁听生。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广泛流传，新的社团纷纷涌现。何孟雄在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京大学阅读了各种进步书刊，聆听过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的授课和讲演，并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成了学校中一名思想进步的活跃分子，得到李大钊的赏识和器重。

5月4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何孟雄同北大同学一起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冲进曹汝霖住宅，火烧了赵家楼，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中的重要骨干分子。6月 3日，他在市区演讲时曾被逮捕关押。朱务善后来回忆五四运动时说： “与我同时的如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何孟雄、黄日葵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①。

这期间，何孟雄还积极支持家乡人民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在湖南省电话局任职的大哥何少青，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参加了倒张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统统被介绍到中国来。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他们良莠不分，把所有这些思潮都当成社会主义接受下来。何孟雄在这个时期也受到了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王光祈说： “工读互助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②。

北京工读互助团前后共成立了4个组。何孟雄参加的第1 组，还有张树荣、吴名世、张伯根、仰煦、施存统、俞秀松等共13人，一起吃住在骑河楼斗鸡坑7号。工读互助团宣称：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参加工读互助团，一面劳力，一面劳心，终身做工，终身读书。他们把工读互助团看成是一个试验新生活的新团体，试图通过它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以便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目的。因此，他们每个人在参加这个团体时，都要庄严地宣布： “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第一组开办时筹集到经费580 元，先后设立了食堂股、电影股、洗衣股、印刷股和英算专修馆。何孟雄和小组成员一起分别轮流参加各种劳动。他们首先办起了 “俭洁食堂”，开设在沙滩东口7号，即北京大学第二院对门，租了3间房子，摆了5张餐桌，大家分两班轮流工作。何孟雄一开始就在食堂跑堂端盘，烧饭切菜。电影股每日晚上轮流到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师范等校放映电影。洗衣股常到北大宿舍等地领活。印刷股是后办的，人员不固定，用石版印刷，主要印信纸和信封。英算专修馆曾招到7名学生，由工读互助团派其成员分别讲授和辅导英语与算数。由于工读互助团的成员都是些青年学生，没有经营管理的经验，单凭着主观的“理想”和一时的热情，结果事与愿违，经济上不但毫无盈余，反而赔了本钱。于是大家思想上矛盾重重，有的成员动摇，甚至退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不得不于1920年3月23日宣布解散。工读主义在实践中遭到了失败。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给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探讨其失败的原因。李大钊明确指出： “我认为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①第一组的施存统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说： “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我们可以得着两个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②何孟雄也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他说： “我在这里忠告我们青年们，自己慎重点，社会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 不要听文化运动功臣们的门面话。自己没有本领，只管蓄本领去，不要上当呢!”①何孟雄从痛苦的失败中获得了经验教训，摈弃了工读主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像一声响亮的春雷，震撼着中国大地。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何孟雄一方面从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又从实践活动中，特别是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教训中，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信仰。

193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开始时，这个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直到1921年11月17日，才以何孟雄和罗章龙、王有德、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刘仁静、朱务善等19人的名义发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宣布成立。研究会公开后，积极吸收会员，不久就增至150人，其中包括25名工人会员。它在学校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蔡元培校长批给了两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起名为亢慕义斋 (“亢慕义”是共产主义的英文译音) 。何孟雄经常到亢慕义斋去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写读书心得，同时积极参加研究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如演讲会、讨论会等。

1920年5月1日，何孟雄等北大的先进分子发起和组织了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到会的校工和学生500 多人，由李大钊主持并讲了话。那天上午8时，何孟雄带领8 名同学，分乘两辆汽车，由北大出发，分头开赴东、西城游行。汽车前面挂着白布红字的“劳工神圣” 、“资本家末日”，“五一节万岁”横幅，汽车后面竖着醒目的红旗，前后相映，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沿途不断高呼“劳动神圣” 等口号，散发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等传单。何孟雄所乘的汽车行至菜市口时，被北洋政府的警察拦住，强行扣留，车上人员全部拘捕。次日，何孟雄在被审讯时义正词严地声明自己此举纯为救国。后经北京大学等校联合保释，何孟雄等五人于5 月17日深夜出狱。

1920月11月16日，何孟雄发动了70多名北大印刷厂工人，为反对四个月欠薪举行首次罢工斗争，迫使北京大学庶务主任李辛白当天就发给了一个月的欠薪。24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何孟雄写的《北大印刷工人罢工始末》一文，介绍了这次罢工斗争的情况。这是何孟雄领导的最早一次罢工斗争。

1920年10月，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11 月，在北京共产党小组领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何孟雄和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黄日葵、李骏等40多人成为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不久，北京共产党小组开会讨论党的纲领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最后，黄凌霜等四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退出。当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就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先进分子中吸收了何孟雄和高君宇、邓中夏、缪伯英、范鸿劼、李梅羹等人为党员，一时共产党小组党员达到11人。不久，北京共产党小组改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推举李大钊为支部书记。

北京共产党支部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专门出版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音》。北京共产党支部还派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何孟雄等人到长辛店、唐山、南口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访问工人群众，选择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最后确定长辛店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进行了许多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办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何孟雄经常步行往返六七十里去长辛店给工人讲课。

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920年12 月20至22日，《时事新报》连续三天刊载了他的《劳动运动怎样下手?》一文。这是一篇我国早期较系统地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重要文章。

1921年1月8日，何孟雄在《时事新报》的《工商之友》副刊上，发表《徒弟制改革的商榷》，大胆提出废除封建的徒弟制，用学校制代替徒弟制。

1921年3月，何孟雄在《曙光》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一文，参加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针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张东荪、梁启超宣扬的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 “若是不幸真采取了资本主义，我国的实业愈发展则人民愈沦于不幸的境遇中。举全国人为别民族的劳动奴隶，把欧洲人所演的惨剧移到中国来……这种前途还堪设想吗?”他强调：中国要实业发展、国家富强，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国的产业已成为全国人所有”，“ 全国的人都变成为一种生产的人，没有坐食的官僚，剥夺的资本家，无意识的广告费，以及转运无聊的税，全国人一致的发展产业来供自己的需要。”通过这次“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何孟雄在这场论战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时，少年共产国际邀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参加 4月15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此于3月16日专门举行会议，选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代表，并成立五人审查委员会，搜集提案，筹集旅费。会后，何孟雄负责起草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3月底，何孟雄离开北京赴苏联开会。可是，他的行踪被北洋政府的密探关谦侦知并向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密报。当他行至满洲里时，被奉系军阀逮捕，旋即押解到黑龙江的陆军监狱，并进行严刑拷打。何孟雄英勇不屈，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诗一首： “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①就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他还完整地保存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信和“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并且设法把自己被捕请求营救的信函传递出监狱。这封信经过几个月的辗转，终于送到了北京。后经李大钊托友人与黑龙江督署联系; 另外，罗章龙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面保释，何孟雄才得以出狱回京。为纪念这一事件，何孟雄特地取了个“江囚”的笔 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孟雄成为这次大会所代表的全国最早的53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中共“一大”闭幕不久，何孟雄和缪伯英在北京结婚，被誉为一对“英” “雄”夫妇。婚后，他们搬到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居住。

何孟雄的出色革命活动，受到陈独秀的重视，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22年秋，陈独秀来北京后，就住在何孟雄家里，并在他家会见了刘仁静、王俊。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通知他们：刘仁静为出席少共国际“三大”的代表; 王俊为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二大”的代表; 陈独秀自己为出席共产国际 “四大”的代表。三人不日一齐赴苏俄开会。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以后，北京共产党员发展到20多人，按中共中央局要求，1921年底正式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何孟雄被选为首届北京地委书记，兼任组织委员，黄日葵为宣传委员。

北方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的领导人

中共北京地委成立后，何孟雄首先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方面，派遣共产党员到工人中去，办夜校，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进行斗争。

1921年秋，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罗章龙任主任，何孟雄是领导成员之一和《工人周刊》的编委常委。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1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工人不堪忍受大修机车广法国总管若里的欺凌虐待举行了大罢工。消息传来，中共北京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支援陇海铁路工人罢工问题。何孟雄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踊跃发言。会议决定派罗章龙去洛阳进行联系，并表示对罢工的支持; 在罗章龙离京期间，由何孟雄、缪伯英负责主持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2月6日，罗章龙以《工人周刊》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开封给何孟雄寄了一封信。《工人周刊》12月11日第21号上发表了这封来信和何孟雄以“之君”笔名写的《读了〈本社旅行记者的来信〉以后》，如实反映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始末经过。罗章龙由开封回到北京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于 12月10日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欢迎慕敢 (即罗章龙) 并庆祝陇海路同盟罢工的胜利。不久，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派人来北方，考察此次大罢工的详情，并带来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信，指出： “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事件”，表示今后愿做“后盾”等等。何孟雄看信后笑着说： “这虽然是马后炮，总算是好话头! 我们大家鼓足气力向前干吧!”

何孟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而且是卓越的宣传鼓动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1921年11、12月间，《工人周刊》连续六期刊载了他以“之君”笔名写的《经济学大要》，其中向工人介绍了马克思的传略，指出：马克思是工人的“福星”。 1922年2月12日的《工人周刊》上，发表他以“江囚”笔名撰写的《谁是工人之友》的讲演稿，明确指出： “凡对工人运动，具有极大的热忱，肯为工人的利益，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不论经历什么痛苦都不退却，没有一点利用的心思，不骗工人。这种人才是工人之友! ”他说，像马克思、列宁这样的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终身从事革命活动的人，才是工人的朋友。同年2月19日，《工人周刊》又发表了他的《无产阶级的战术》的讲演稿，指出无产阶级的战术就是和资本家作战的战术，而资本家的“营寨”是组织得很精密的，“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军队也是资本家的军队，警察也是资本家的警察，他们都是资本家财物的看守者”。因此，工人应当联合起来，组成无产阶级的军队，进行阶级斗争。斗争的计划是： “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工人自己是主人翁了。第二步，防备有产阶级的反攻……无产阶级专政，把有产阶级的政权剥夺。待到所有无产阶级觉悟了，有产阶级加入劳动，也没有反抗能力了，那个时候，我们 ‘一视同仁’ 。全社会的人都过平等的生活，都在一种共产的社会内，没有阶级，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之分! ”这是一篇向我国早期工人运动指明奋斗目标，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的重要文章。为了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何孟雄还采用诗歌、小说等多种工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如1921年12月8日，他在《工人周刊》上，以“江囚”的笔名，发表了《工人之国》的小说。

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它的起点，是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2月，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人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发动长辛店工人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邀请京汉、京奉、陇海、京绥、正太各铁路工人参加。长辛店工人决定每人捐助一日工资，支援罢工工人。后来，京汉路、陇海路、京绥路等工会也仿效了此办法。《工人周刊》及时报道了上述募捐活动。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纪念劳动节，举行了示威游行，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长期受奴役的人们开始扬眉吐气。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与仇视。作恶多端的机车车辆厂工头邓长荣大肆进行破坏，无理动手殴打工人，酿成200余人的武斗事件。中共北京地委经过研究，决定坚决与这个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头作斗争。1922年5月24日，何孟雄以“子静”的笔名在《晨报》上发表了《长辛店工潮之内幕》的报道，揭露工头邓长荣被北洋军阀交通系收买，竭力破坏工会的丑行。5月28日，何孟雄又以“静”的笔名再次在《晨报》上发表了《长辛店工潮愈难解决》的消息，揭露邓长荣假造伤痕，任意诬告，花钱活动，得到厂长的支持，因而使这次事件难以解决的种种实情。由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工人们的坚决斗争，加以何孟雄揭露文章的紧密配合，致使该厂厂长不得不宣布停止邓长荣的工作，并迫使邓长荣于6月14日写出悔过书，使这场斗争以胜利而告终。

何孟雄虽然在长辛店搞过工人运动，但是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重点地方却是京绥铁路。他是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

京绥铁路兴建于1905年，是当时全国铁路五大干线之一。长期把持全国铁路的北洋军阀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根深蒂固，其爪牙星罗棋布。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北京，掌握政权之后，把交通系看作是心腹之患，急欲除之。李大钊利用吴佩孚和交通系之间的矛盾，争取到北京直系军阀政府交通部的允许，委派何孟雄、包惠僧、张昆弟、陈为人、安体诚等共产党员，分赴京绥、京汉、津浦、正太、京奉等五条铁路任密查员。1922年夏，何孟雄来到京绥铁路，利用密查员的合法身分开展工人运动。

早在1921年12月20日至26日，何孟雄曾受中共北京地委的派遣，赴张家口、南口，考察过京绥铁路工人运动。 1921年京绥路机务工人大罢工后，工人组织了精业研究所。何孟雄来后，访问了这个工人组织，和工人总代表、总顾问等人进行了长谈，并应邀在该所作了讲演，还在住所接待了来访的工人，详细记下了谈话的内容。回到北京后，他写成了《京绥路六日游记》，发表在《工人周刊》第27、28期上。以后，何孟雄又到张家口、南口、康庄一带铁路工人中进行调查访问，开展工作。他曾深入到张家口铁路工人的锅伙①中，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同他们促膝谈心，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据当时的工人杨干回忆说，何孟雄经常在晚上下了工后和工人聊天，讲故事，说时事，谈苏俄革命，讲世界大事，讲英、德、美等国工人斗争的情形，劝工人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启发大家的觉悟。

这期间，何孟雄还在张家口等地创办了铁路工人夜校。夜校的文化课本，是他结合工人的实际编写的，其中有许多进行阶级教育的内容。

京绥铁路张家口机务工人建立的精业研究所，实际上是机务工人的工会。当时，京绥铁路的工人，分为机务、厂务、车务三个部分。厂务工人尚未建立工会，车务工人有一个旧的 “同人会”。据此，何孟雄在巩固机务工人的精业研究所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和改建厂务与车务工人的工会。经过一段细致的组织工作，1922年6、7月间，张家口、南口铁路机车厂首先建立了工业研究所。工业研究所同精业研究所一样，名义上是工人们研究技术的组织，实际上是不挂工会牌子的工会组织，工人们都管它叫工会。

何孟雄为精业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规定的宗旨是： “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提高社会地位，维护工人利益”; 并向当局登记备案。

南口铁路机车厂的工业研究所成立后，何孟雄领导工人展开了一场驱逐监工毛有德的斗争。为此，他以“静” 和“子静”的笔名，于1922年8月在《晨报》发表了两篇新闻报道。

京绥铁路旧的车务工人“同人会”，由上层员司把持，广大工人利益得不到保障。1922年7、8月间，何孟雄发动工人，把“同人会”中的员司清除出去，对旧“同人会”进行了彻底改组。最后，在张家口成立了只有基本工人群众参加的新的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并且在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归绥、包头等八个车站设立了分会，先后吸收了大小60多个车站的1 500多车务工人参加。大家推举李连升为总会会长，何孟雄为秘书长。

当时，京绥铁路是我国唯一的一条国有铁路。可是，帝国主义一直想攫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1922年5月1日，美国迫使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同美国太康洋行签订了以京绥铁路抵押外债的卖国合同。消息传出后，何孟雄领导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出面组织全路工人，组成四五百人的京绥铁路同人救国护路请愿团，开赴北京，到总统府、众议院请愿，要求取消这个 “亡路合同”，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撤销了已经签订的合同，并惩办了京绥铁路局局长。

接着，何孟雄又领导和发动了著名的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生活一向很苦，工资微薄，铁路当局又一连八个月不给工人发工资，加上军阀混战，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工人们简直难以生活下去。就在这时，京绥铁路新到职的局长余垿竟下令给全路的员司每月加薪5元，而工人的工资却分文不增。工人曾派出代表找当局交涉。但三次递上请愿书，均遭局方拒绝。于是，何孟雄决定发动工人起来斗争。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召集各站工人代表开会，一致议决举行罢工，并研究了罢工的日期、条件、准备等事项，特别是商议了罢工后应付当局破坏镇压的各种措施。会后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敢死队。1922年 10月26日，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向局方提出了7条11款要求，限他们在24小时内答复，如不答复就立即罢工。7条 11款中，除了要求补薪之外，还提出了“承认现在之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车务工人之权”等。由于铁路当局拒不答复工人的要求，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于10月27日发布了《罢工宣言》，宣布大罢工。从27日凌晨开始，张家口开往北京的一切列车全部停止了运行。工人宣传队在张家口车站和主要街道上进行演讲、贴标语、散发传单;工人纠察队、敢死队，手持棍棒在道口巡逻把守。段长林宝杰为了破坏这次罢工，收买了一个车务工人，让他伙同另一个司机把列车开动起来。罢工的工人们闻讯，立即从四面八方聚拢到斯安街东口处，光着膀子卧在铁轨上，迫使已经开动的列车停了下来，挫败了他们破坏罢工的阴谋。接着，察哈尔省督统张锡元派参谋长孟士魁率领士兵500多人包围了车站，捆绑了总会会长李连升。但是，工人们没有屈服。他们在何孟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张锡元同意李连升代表工人去北京与交通总长高恩洪谈判。由于罢工工人斗争顽强，团结一致，迫使高恩洪答应了工人罢工时提出的7条11款要求，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年底，何孟雄在天津拍了一张照片。回到北京后，他在照片背面写了这样一段题记： “此像摄于津，正适伯英病。我自己投身劳动运〔动〕时期，为五路同盟，将他等的台拆散，建树吾们的基本组织。孟雄自志于北京。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短短几句，表达出他献身工人运动和为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五路同盟而斗争的坚强决心，表达了他誓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台拆散、建立工人阶级基本组织的斗争意志。

这期间，何孟雄除了从事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外，还继续担任着中共北京地委书记的职务。中共北京地委和何孟雄除了抓工人运动外，还抓了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按照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在北京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开展群众性的民权运动、劳动立法，以及收回旅大的国民运动。1923年1 月，中共北京地委和何孟雄、黄日葵领导与发动北京学生开展大规模的“挽蔡 (元培)驱彭(允彝)”运动，并组织数千名学生到众议院、参议院请愿。正当“挽蔡驱彭”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突然发生“二七”惨案，何孟雄立即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处理京汉铁路的有关事宜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就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何孟雄参与领导了这次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从2月4日起，罗章龙、何孟雄、高君宇、李梅羹、王仲一等人经常守在北京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2月7日拂晓，吴佩孚的军队与警察首先镇压了长辛店罢工工人，又于下午在江岸制造了杀害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的血腥惨案。当日，何孟雄参加了中共北京地委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举行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长辛店工会暂移至前门办公，并派员赴丰台成立机构，从事对遇难工人及其家属的救济事宜。8日，再次举行会议。鉴于敌人疯狂进行武力镇压的险恶形势，会议决定忍痛复工，并提出各种善后方案。会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各位负责人，分赴京汉铁路各线，传达这次会议的各项决定。何孟雄守在北京主持工作，解决救济等善后事宜，并参与筹备“二七”遇难诸烈士的追悼大会。3月22日，北京27个团体在北京高师公开举行了施洋、林祥谦及“二七”遇难工人追悼大会。何孟雄在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军阀宣战”，“我们今后的革命工作，非和平所可成功，要继续施、林诸烈士之志方可。”次日，《晨报》报道了追悼大会和何孟雄发表“沉痛”演说的消息。直系军阀吴佩孚制造血腥的“二七”惨案之后，又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除了何孟雄等五人的铁路密查员职务。在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何孟雄一方面坚决保存京绥铁路的精业研究所、工业研究所和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等工会组织; 另一方面又根据低潮形势特点，缩小斗争的规模和范围，改变斗争方式，提出推迟建立包括机务、厂务、车务统一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的时间。他说： “见好就收，组织再干。”①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妥善安排之下，京绥铁路的工作损失较小，较好地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七”惨案促进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1923年2 月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大钊约集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何孟雄、范鸿劼、张昆弟、安体诚、包惠僧等人，在苏联驻华使馆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孟雄被北京地区中共组织推选为代表，与列席代表刘仁静一起出席大会。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何孟雄在会上赞同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

1924年1月20日，何孟雄在《新民国》第1卷第3号上以《十二年来“民治派”与“反民治派”斗争之经过及今后国民应有之觉悟》为题发表了长篇文章。文章回顾12年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历史，满腔热情地动员全国支持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反动政府。

1924年3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中共北京区委进行改组，由李大钊、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等五人为委员，李大钊为委员长，蔡和森为秘书，何孟雄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张昆弟负责劳动运动，范鸿劼为会计。4 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时，何孟雄任秘书处文科主任助理。

1924年5月下旬，根据张国焘被捕后的口供，李大钊、缪伯英等人被通缉。李大钊被迫离开北京到昌黎五峰山暂避，不久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缪伯英回到长沙市家中，随后任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主事，同时兼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和妇委书记。这期间，中共北京区委工作重担都压在何孟雄身上，由于过度劳累，以致病倒咯血。同年冬，他根据区委决定回长沙养病。1925年4月，由于革命需要，何孟雄又返回北京。

1925年开始，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得以恢复和发展。5月 1日，京绥铁路各站派出工人代表，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京绥铁路总工会，何孟雄被推选为秘书长。

1925年秋，何孟雄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到任后，他发动了开滦赵名庄矿万人工人大罢工。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骁将

1926年冬，何孟雄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何孟雄也被调往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秘书和省委巡视员。他上任不久，就协助省委制订《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缪伯英到上海后，在大夏大学任教，同时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书记。

同年10月末，何孟雄以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身分赴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等县巡视，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农民运动。

12月，中共江苏省委任命何孟雄为中共淮安特委书记，任务是组织秋收暴动。他按照中央与省委的指示，同淮安县委同志一起选择淮安北乡横沟寺作为农民秋收暴动的地点。1928 年2月，横沟寺暴动失败。何孟雄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代表省农委起草了《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

1928年春，中共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 “六大”，李富春、何孟雄留下主持省委工作。7月，何孟雄代表省委起草《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既肯定了秋收斗争的成绩，又指出其缺点，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要洗刷盲动主义，并提出造成广大农民运动区域的设想。

1928年9月10日，何孟雄在省委机关刊物《多数》创刊号上，发表了《江苏农民的斗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文，给江苏农民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10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决定，何孟雄为江苏省委常委，负责农委兼军委工作。

同年冬，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抵制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改组江苏省委的意图，因而发生了所谓“江苏问题”。最后，中共中央改组了江苏省委，更换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领导人的职务，何孟雄等省委领导成员还受到警告处分，纷纷被调离工作。1929年初，何孟雄被调到中共沪西区委任书记; 4月，又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7月，再调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秋天，又调回沪东区委任书记。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军事会议时被捕，3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彭、杨、颜、邢四同志的罪行，31日何孟雄在南京路上组织示威游行时，与其他三名领导人一起被巡捕逮捕。游行群众闻讯涌向巡捕房，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租界当局迫于群众的压力，释放了何孟雄等四人。

10月，缪伯英不幸病逝。组织上把她的小女儿何小英交给陶承照料。何孟雄在陶承家遇见欧阳立安，把他带到沪东区工作，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

这期间，何孟雄还参加了反对陈独秀取消派的斗争，领导中共沪东区委批判和处理马玉夫、蔡振德等人的问题。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何孟雄从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这种“左”倾政策是错误的，深深地感到“中央路线行不通”①。他毅然公开地站出来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在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何孟雄在发言中发表了不同意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李立三等认为此时的反动统治巳日趋崩溃，何孟雄则认为当时反动统治不是崩溃，也不是取消派所说的稳定，而是处于动摇之中; 李立三等认为当时革命形势是“成熟的复兴”，何孟雄认为“当前革命形势还是开始复兴，并没有成熟的复兴”;李立三等认为目前党的路线应该是“进攻路线”，何孟雄则认为党的路线不应该是进攻路线，也不应该是取消派所主张的退守路线，他的“结论是准备进攻”;李立三等认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势力占优势”，何孟雄则认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相持的局面，资产阶级为其领导②。何孟雄的这些意见，在会上遭到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对，被扣上“调和派”的帽子。最后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对何孟雄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何孟雄从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出发，表示服从决议，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这次大会上，何孟雄被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1930年底，他再次被调回中共沪中区委任书记。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举行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从而使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何孟雄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十分痛心。他不怕打击报复，先后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江苏省委会议上、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沪中区委会议上、市政委员会会议上和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公开起来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当时的《红旗日报》曾说他： “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八个月中，在各种会议上他都有不同意见”①，都不同意中央的路线。

1930年8月20日的中共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尖锐地指出： “中央违反了国际路线”，“中央对革命日益接近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进攻长沙是“部落式的暴动，完全没有前途”，“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 “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可能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说： “中央路线的破产，就是立三主义领导的破产”①。

9月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再次开会。何孟雄当面批评立三同志领导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尖锐地提出党内有一条“立三同志的路线”和 “立三指导路线”的问题，并认为现在“发生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新工作方式运用不好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否正确”的问题①。何孟雄这样公开大胆地揭示和反对“立三路线”，引起了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当场禁止他继续发言。李立三作会议结论时，竟把何孟雄说成是“取消派的暗探”②。

何孟雄为发展党和革命事业的良好愿望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实际行动，却招致一场无端的政治打击。9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江苏总行委撤销了何孟雄的中共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9月10日，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专门批判何孟雄的所谓“一贯的调和主义路线”和“他隐藏在党内的取消派暗探作用”。会后不久，《红旗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何孟雄的文章; 9月22日的社论《右倾机会主义对于正确路线的进攻》; 9月24日的社论《两条路线斗争》; 9月25日社论《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 以及《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的暗探作用》的长篇批判文章等等。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之所以如此恼火，给他扣上“取消派暗探”的大帽子，把他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党的进攻”，大肆进行批判，狠狠进行斗争，撤了他的职务，恰恰就在于他首先提出 “立三路线”这个要害问题。

在受到“立三路线”错误批判和打击的情况下，何孟雄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性。他不屈不挠地继续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斗争。1930年9月8日，他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递交《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他在这份意见书中，向党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指明自己和“立三路线”在各方面的分歧，明确指出反对“立三同志的领导路线”，并从12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 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但会议又错误地集中火力批判何孟雄，会后还开除了他的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的职务。这种对何孟雄的错误态度，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共产国际东方部曾批评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主要的火力不是集中在克服党的一部分领导的托洛斯基盲动主义的路线，而是机械的了解右倾的主要危险，而把火力集中到何孟雄方面”①。

对此，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作过如下评论： “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②。

何孟雄在受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猛烈批判后，没有屈服，仍然坚持正确意见，反对错误主张。他曾对欧阳立安说： “一个革命战士，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经得起斗争的考验。”③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他于10月2日、10月9日向中共中央第二次、第三次提交政治意见书，其中明确表示： “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打击毫无问题，我还要很努力很勇敢为党工作”。他仍坚持自己的政治意见，批评那种打击他的错误态度。他说： “既然承认是路线斗争，就要根据我的意见和文件及记录上的话，作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不是一顿拳头打击何孟雄就算了事。” 当然，他在意见书中，也承认自己有时存在着考虑不周密，提法不准确，斗争方式欠妥当等缺点，表示今后要在实践中加以改正。这种既坚持真理、又修正错误的态度，不仅表现了何孟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觉悟，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且还表现了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品德。

1930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传到中国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先后作出《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 (即十一月补充决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决议》，发出了 《中央紧急通告》 (即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 ，承认李立三犯了 “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于1930 年12月16日通过《关于何孟雄同志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 “一，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的观点。二，何孟雄同志当时在党的各级会议上，在与同志谈话中，一般的说来，孟雄同志的意见多是对的，当时江苏省委与中央代表以及三中全会上甚至国际来信后，中央代表发言上，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与攻击，是很大错误的……当时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议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三，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在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内先后有不少同志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斗争。有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代表的江苏省委一部分干部和 “苏准会”的工作人员; 有以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为代表的全总和上海工联; 有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年轻干部。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主要是以“左”倾教条主义反对“立三路线”的所谓的“右倾”。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帮助党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的错误思想，而是企图以一个新的“左”倾路线来代替“立三路线”，以一个更“左”、更“有理论” 的 “王明路线”来代替“立三路线”。以何孟雄为代表的一些具有长期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主要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为了“将实际工作意见贡献于党”，使党的“工作有快的推进”①。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何孟雄顶着压力，认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为此，他曾找国际代表谈话，阐述自己的观点。“何孟雄同志与国际代表公开说，国际来信后，右倾不危险了…… 不要夸大右倾危险”②。王明和何孟雄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两种不同态度，是尔后造成两者分歧与冲突的主要根源。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在王明等人带动下，全党开展了一场反“调和路线”的斗争。当时，王明、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根据国际来信的精神，都认为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继续坚持“立三路线”，犯了 “调和路线”的错误。因此他们一致主张，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紧急会议，接受国际决议，彻底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30年12月9日作出了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他的主要使命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扶持王明上台。米夫首先找到王明密谈。王明摸清了米夫的意图，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顷刻间放弃了召集紧急会议的主张，坚决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翻过脸来攻击坚持召集紧急会议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他为了自己上台，出尔反尔，玩弄阴谋手段，在党内制造混乱，挑起了一场大的争论与冲突。

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不择手段地扶持王明上台，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何孟雄作为15位非中央委员之一被邀参加全会。他反对四中全会如此召开，并在发言中从九个方面批判“立三路线” 以及 “调和路线”的错误。米夫在做会议结论时，指名批评何孟雄，说何孟雄曾对国际代表说过“现在没有右倾”，米夫认为“这是错误的”，是“放松了右倾”的表现。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等人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会后，何孟雄参加了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重大斗争，结果被王明等人扣上 “右派” 、“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 、“反党”、 “反国际”等罪名。王明等人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可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人李立三却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举行的会议上说：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根据这一点来责备他右倾是没有理由的。”①

经受过反“立三路线”考验，又领受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何孟雄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无庸讳言，何孟雄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也存在着偏激情绪和打击面过宽、不讲斗争策略、不考虑党的组织纪律等缺点，可是他并未跟随罗章龙走分裂的道路。据王克全说：江苏省委“在分裂的前一天，在中山旅馆开了一个会议，我曾不同意组织第二省委，与孟雄、资平、蒋平同此主张”②。至于罗章龙正式成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那是在何孟雄被捕半个月后发生的事情。因此，何孟雄反对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宁死不屈的龙华烈士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由于叛徒的告密，何孟雄不幸被捕。

1931年1月17日下午1时40分，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着叛徒提供的情报，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林育南、柔石等八人。接着又闯入中山旅社，逮捕了蔡博真、欧阳立安等四人。然后分别留下探捕在这两个旅社的两个房间守候。当日晚间与次日清晨又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李求实等三人，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等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