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松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四川客家通讯》2005年特刊总第13～14期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 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来源于“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 。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溯自己的家史来源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
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在 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从此开始了广安邓氏的新纪元。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7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其中第1、2、5、6四例，发生在湖南籍中，占总数的57％；第1、2、3、4四例明确记载由清代开始冒籍的，占总数的57％；第5、6 例不知道何时开始误会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占29％；不知道何时误会湖北为祖籍的1例，占14％，不知误会为何时的2例，均系老一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其源头有可能间接追溯至清代。其中以宗谱、墓碑等方式附会祖籍的共4例，占总数的57％，其余3例出自一代代的口碑传闻，占43％。由此可见，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57％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约有57％是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才开始恢复并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入川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入川形成高潮。

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 “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于湖南籍的移民。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于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入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 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移民冒籍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移民身份，假冒麻城孝感乡为的也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眼前利益。根据清代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以牟取私利。清制规定，凡生童初身不正冒籍应试者，或隐瞒原籍，违例在籍报考者，俱照冒籍惩处。二是将他人冒入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清制规定，这种行为亦按冒籍惩处。那么，清初湖广移民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而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究竟可以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许多外来移民在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至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征；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名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就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 “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为了寻求庇护， “以避残杀之害”，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时间有一些不清晰。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入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

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但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是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移民史上，把一个省区的移民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作能够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对于一个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粘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三百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