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1906-1983)，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原名刘火翟 ，字照林，又名虚谷。1906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省滑县朱屯集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清末举人，曾任滑县高级小学校长。尹达幼年入私塾读书，后入本乡粹化小学，16岁考入汲县省立第十二中学。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使他学业进步很快，1925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后因战争一度辍学在家。1928年升入河大本科，先修哲学，后转国学系。
　　 尹达在河大期间学习刻苦认真，注意接受新事物，留心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唯物主义史观。1931年的一天，他在开封一书摊上买到郭沫若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出版），他认真研读，深受教益，正如他后来所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大都彷徨歧途。”正是在这种时候，郭沫若“以锋利的文学笔法，把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写得那样生动，那样富有力量，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像打入了一针强心剂”。尹达说他之所以进入古代社会研究这个阵地，并走向革命，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当时，尹达不畏白色恐怖，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发表论文《关于社会分期问题》，旗帜鲜明地支持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观点。
　　 尹达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我国年青的考古学界正在进行着令国际学术界所瞩目的一件盛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优异的学习成绩，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性格和得天独厚的地利人和优势，使尹达在学生时代即投入到殷墟科学发掘工作中去，并终生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工作，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1931年3月，尹达首次参加了殷墟发掘，这是由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科学发掘，中国老一代考古学家董作宾、郭宝钧、王湘、吴金鼎、梁思永等也都参加了发掘。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学成归来，也是首次参加殷墟发掘。李济曾这样回忆：“第四次田野发掘队是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包括不少考古工作者。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遗址的更多了解，我又走向田野。在队员中我有许多经过较好训练的新助手……有了这些新的认识和新队员，使我欢欣鼓舞，遂拟扩大安阳第四次田野发掘。我与考古组的成员及所长认真协商后，决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
　　 发掘历时51天，地点在小屯东北和后冈。在小屯将遗址分为A、B、C、D、E五个区进行，发现甲骨文782片，还有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多件。尹达还参加了梁思永主持的后冈发掘，发现白灰面房子、窖穴等，出土有陶器、石器和一块字骨，这是在小屯以外第一次发现甲骨文。这次后冈发掘主要的收获是发现了殷商、龙山、仰韶三叠层文化，从而确立了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解决了我国考古学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尹达对这次发掘曾给予很高评价，指出：“1931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掘工作，在这里找到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从这样显明的堆积现象上，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最少也应当说，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
　　 1931年11月，尹达参加了由董作宾主持的殷墟第五次发掘，地点在小屯村中、村东北和后冈。开探坑113个，面积1200多平方米，得甲骨381片。还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储藏器物的地窖，其中散见有甲骨文，证明是“甲骨原在地，显系堆积而非漂没”，从而纠正了前几次发掘所假定的殷墟为洪水淹没，甲骨因河患而漂流冲积的错误。
　　 在1931年的两次发掘工作中，尹达工作努力，虚心向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学习，认真观察，善于思考，较快地掌握了考古学基本知识。1932年史语所考古组和“河南古迹研究会”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地和大赉店史前文化遗址发掘，尹达奉调参加浚县的发掘，其中大赉店发掘由他主持。尽管这时他参加田野考古工作才仅满一年，但仍能较好地完成发掘任务，后来写成考古报告《河南大赉店史前遗址》（载1936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大赉店文化遗址内涵十分丰富复杂，东区是仰韶层堆积在龙山层之下，西区是两者的相间分布。说明在东区其纵的分布，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在西区由其横的分布中，知道它们不会是同一系统的文化，而各有其独立的特性。尹达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准确地揭示了这一问题，成为驳斥安特生新石器时代分期错误的又一力证。
　　 1932年尹达、石璋如以优异成绩从河南大学毕业，正式进入研究院史语所为研究生，一边研读研究生的课，一边继续参加殷墟和各地田野考古工作。1934年完成研究生学业，留史语所为助理研究员。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和第一线田野考古实践锻炼，尹达已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
　　 1934年10月至1935年12月，尹达参加了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的殷墟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这是被后来学者划为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发掘规模宏大，采用了新技术，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发掘水平，取得了辉煌的发掘成果。”中国老一代考古学家李光宇、王湘、高去寻、石璋如、胡厚宣、夏鼐等都分别参加了这几次发掘。地点在洹水北岸侯家庄西北岗，发掘总面积20600平方米，发掘了11 座大墓和1200余座小墓及祭祀坑。还发掘了秋口同乐寨、范家庄和大司空遗址。
　　 1936年，尹达和梁思永、祁延霈在山东日照两城镇作考古发掘，得龙山文化遗存，收获丰富，其中陶器很多。尹达撰写发掘报告，已完成十分之九，后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未完稿现存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断。当年11月，尹达随史语所撤离南京向西南大后方转移，途经长沙时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考古组同仁在长沙郊外“清溪阁”小酒店聚会，大家饮酒话别。李济先生曾回忆：“1937年11月的一天，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绝大多数成员聚集在长沙路旁一客店里，每人都说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打算，尔后一些人离开研究所参加了抗战工作。”刘火翟早年阅读进步书刊，受到过革命思想的启迪，同时又受其早已投身革命，时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的哥哥赵毅敏的影响，毅然投奔了革命。他设法领取了一张中央研究院的“特别通行证”，改从母姓，化名尹达，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尹达先后在短训班学习，不久马列学院开学，进入第一班与李先念、邓拓等同班学习。1938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又调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并兼陕北公学总教员。1941年调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长，1946年任北方大学教员，1948年任华北大学教务处长，1949年任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长。
　　 1940年2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来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委托，编撰史学名著《中国通史简编》，尹达负责编写秦汉至南北朝部分。本来他的强项是原始社会和夏商部分，但他服从分配并多方努力收集资料，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3年，尹达在延安出版了专著《中国原始社会》，通过大量可靠的考古材料，具体论述了我国原始社会各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状况，阐述了原始社会发生、发展和逐渐崩溃的过程，开创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夏鼐先生指出：“郭沫若是结合古文学和古铭刻学的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尹达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解放初，作为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长，为保护北京古都和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尹达做了大量工作。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早年在安阳传教，收集了大量甲骨文，后到北京华语学校任教，将其中一部分甲骨文藏在华语学校图书馆。这时由文物部清出，交故宫博物院保存，共计19400多片。
　　 1950年，尹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后协助郭沫若筹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54年创办并主编《历史研究》，并参与编辑《考古学报》，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在建国后从事科学组织工作，曾先后担任和兼任过六十多个职务，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尹达出版了《中国新石器时代》，1963年增订改名《新石器时代》，该书是他从事考古事业二十多年来的成果汇集。60年代初，他还写成长达五万多字的重要文章《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强调要尊重考古学自身规律，使考古研究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
解放后，尹达一直担负着新中国历史学建设和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他经手和参与领导了许多重要项目，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1956年他参加制订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和吴晗、谭其骧一起负责组织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1958年代表郭沫若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协助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960年和邓拓一起领导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等。
　　 被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组长李一氓称作“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的《甲骨文合集》，是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的重点项目，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先后参加工作的有二十余人，历时二十多年方才完成的。尹达从计划的制订实施，人员的组织安排，资料的整理，编写体例的审订，到最后的印刷出版，他都亲自过问，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保证了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
《甲骨文合集》样书印出后，胡厚宣请郭沫若审阅并写《前言》，郭沫若欣然承诺，但后来他病情加重，未及动笔就与世长辞了。胡厚宣又请尹达写，他欣然动笔，写就《前言》。
　　 恢复工作后的尹达夜以继日，拼命工作，尽力挽回十年内乱造成的巨大损失。他还组建了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室，招收新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他到郑州和母校河南大学讲学，发表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谈考古学研究》等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是我们从事史学研究，考古研究的肥沃土壤。古往今来，中原地区的人民气质非常高昂，又有着大量的地上、地下的历史资料，相信同志们、同学们一定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尹达著作《尹达集》

　　 1983年7月1日，尹达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他的逝世是我国史学事业的巨大损失。根据尹达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哺育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黄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