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 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源头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的过程中，有三位思想家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这就是：孔子、董仲舒、朱熹。西汉时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孔子创立的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跃居独尊地位，为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干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从儒家思想发展史来看，董仲舒起了关键的作用。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儒家之外的一切学说都遭到贬抑。胡适认为，独尊儒术的精神实质同李斯的焚书坑儒建议很相像，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把人们的思想定于一尊。但从另一面看，统一的儒学思想实际上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当国家面临分裂危险的时候，它就起着维护统一、阻止分裂的作用；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它就鼓舞千百万人民奋起抗敌，保家卫国。正是由于这种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国在两千年中虽曾遭受过千灾万劫，却能保持相对的完整。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想到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所起的重要作用。

江都为相 一代儒宗的扬州行踪

董仲舒约于公元前１９８年出生于广川，即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董仲舒喜欢研究《春秋》，他专心治学，三年目不窥园，士林传为佳话。他在家乡教授生徒来养活自己。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董仲舒已６４岁了。武帝于这年夏天诏贤良对策。全国各地都推举贤良之士到京城参加对策，累计有一百余人。董仲舒也是其中的一个。武帝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让贤良们回答，例如，国家兴亡的原因，如何任用贤人，天人、古今的关系，等等。董仲舒回答这些问题时显得胸有成竹，游刃有余。董仲舒说，人受命于天，所以比万物高贵；天是不变的，所以道也是不变的；要让天下成为大一统，只有用孔子的儒家学术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这就是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在京城对策之后，就被汉武帝委任为江都相。
江都是一个诸侯国。当时被封到江都当易王的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刘非是一个骄横而粗暴的人，不好伺候。但是，董仲舒依据礼义来规劝易王，易王很敬重他，他们看起来相安无事。
董仲舒是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到江都国任职的。到任不久，江都易王就向他问起雨雹的问题，他作了《雨雹对》。第二年，他又作了《止雨》。可见，对自然问题的关注是董仲舒在江都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在两千年前已提出人与天和谐的命题，无论其中有多少谬误，也仍是了不起的。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人或以为是迷信。实际上，以董仲舒之智慧，何尝不知道人自是人，天自是天？正如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所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不过是因为“人主无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所以用天意、天灾、天怒等威慑皇帝，使得皇帝“庶有警悟”而已。在封建社会中，臣民都有所约束，唯有天子没有约束，而天人感应说却多少能教天子有所恐惧，有所畏惮。从这一点看，董仲舒也真可谓用心良苦。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对江都王说过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历代儒生自我修炼的最高标准与境界。扬州的正谊巷、正谊祠和正谊书院，都是纪念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这句名言的。
但是，即使是像董仲舒这样的仁人，也免不了被小人谤毁。在任江都相期间，一度被撤职，召回京城，贬为中大夫。董仲舒根据自己在江都的见闻，觉得汉朝的宗室与近臣骄奢淫逸，横行霸道，这一切若不引起皇帝的注意，汉朝就将重蹈亡秦的覆辙。恰好在建元六年（前１３５），辽东高庙和高园便殿相继发生火灾，董仲舒就打算用他的天人感应说把这些归结为上天的警示，向武帝上书进言。董仲舒认为，《春秋》中所记的鲁国火灾意味着鲁国国君重用了乱臣，应该去乱臣而用圣人才符合上天的旨意；如今汉朝相继发生火灾，也是因为重用了乱臣的缘故，应该把首恶分子除掉，才是秉承天意。
董仲舒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不料，文章尚未写好，被当时正在受宠的大臣主父堰发现，主父堰认为董仲舒在文章中说的乱臣就是自己。于是，他偷了董仲舒奏疏的草稿，密奏武帝。一时之间，朝廷上的新贵们都异口同声猛烈抨击董仲舒，说董仲舒是诽谤朝廷，妖言惑众。形势急转直下，董仲舒竟因此下狱，并定为死罪。
董仲舒的命运富有戏剧性色彩。正当他在狱中待死的时候，武帝忽念他当年对策出色，就下诏赦免了他，恢复了他的中大夫官职。第二年，又恢复了江都相的职务，直到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向公孙弘上书时还自称“江都相”。不过，经过下狱之变，董仲舒从此不再讲灾异了。
晚年的董仲舒著作颇丰，他写成了《春秋繁露》一书，还留下了《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儒，他的思想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无论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人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位重要的思想家。而当年陷害他的公孙弘之流，不过是历史上一个匆匆的过客。
董仲舒史称“江都相”、“董江都”，因为他做过江都易王刘非的王相。过去江都县衙署前面有牌楼两座，西曰“邑肇荆王”，东曰“绩传董相”，就是纪念最初在广陵立国的荆王刘贾和江都相董仲舒的。
董仲舒做江都相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扬州却留下了许多遗迹。清代的两淮盐运使司，相传是董子故宅。其中有井，人称董井。明代运使何士英曾在井上建亭，以表示追怀董仲舒。扬州运使方港颐又在井旁筑室，名仪董轩。
董井无疑在扬州人心目中是一处具有象征性的圣迹。扬州历代绵绵不绝的文风，说起来可以追溯到董井，是董井中汲之不尽的甘泉滋润着扬州读书人的心田。历代的旧志中，都不厌其烦地记载着董井。但到清初，这一汉儒遗迹却被圈进了满人军营。当时的布衣诗人吴嘉纪有《董井》诗云：“一泓汉家水，苔深汲者寡。当时供大儒，今日饮战马。”诗人以委婉的语言，抒写了对儒家圣迹被胡马践踏的不满与遗恨。
董井不知道湮没于何时。同治年间，还有盐运使在井旁竖立“正谊成仁”石碑，取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意。到民国间，董井已不知所在。董逸沧《芜城怀旧录》卷二只是说：“两淮运司署本为董子故宅，相传旧有井曰董井。”董井只能存在于父老相传之中了。
扬州的董井虽已湮没，但北柳巷中的董子祠遗址仍在，人们时时缅怀这位不朽的汉代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