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千年文明积淀　展古代建筑精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流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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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流坑村，位于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东南部的乌江之畔,四周青山环抱，三面江水绕流,山川形胜，钟灵毓秀。现在，全村有1280户，5600人,耕地3572亩，山地面积53400亩，村落面积3.61平方公里，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子。

　　流坑村有着古老骄人的历史和高度发达的文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建村(937-943),始属吉州之永丰县，南宋时割隶抚州之乐安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大都姓董，是一个董氏单姓聚族而居的血缘村落。董氏尊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始祖，又认唐代宰相董晋是他们的先祖。据族谱记载，董晋的孙子董清然在唐末战乱时，由安徽迁入江西抚州的宜黄县，他的曾孙董合再迁至流坑定居，成为流坑的开基祖。宋代是流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董氏崇文重教，以科第而勃兴，成为江南大家族聚居的典型。时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和“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美称。元代，遇兵燹，村子遭毁。明清时代，村中有识之士绍继祖业，兴教办学，修谱建祠，并发展竹木贸易，使流坑村又一次繁荣兴盛。从宋初到清末，村中书塾、学馆，历朝不断，明万历时有26所，清道光时达28所。全村曾出文、武状元各1人，进士34人，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尚书，下至主簿、教谕，超过百人。江西省有30名以上进士的村子仅有4个，流坑村是其中唯一一个文物遗址保存如此完好的古村落，实在是难得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到流坑村游历，赞：“其处阛阓 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见《徐霞客游记》第 147页，上海古藉出版社版）这里说的“五桂坊”，就是为表彰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董氏一门五人同时中进士这一盛事而建的纪念牌坊，“五桂齐芳”，历史罕见，可谓殊荣。近千年来，流坑科举之盛、仕宦之众、爵位之崇、经商之富、建筑之全、艺术之美、家族之大、延续之久，在江西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流坑村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流坑董氏依靠严密的封建宗族制度来凝聚族众、维系秩序、稳定发展。村中封建宗族活动的遗存随处可见，特别是那版本众多的谱牒和遍布村巷的祠堂，更是难得的人文景观。现在仍保存有明万历十年族谱 3本，清代各房谱牒20多个版本，各种宗庙祠堂58座。大宗祠遗址更是一绝，五根高8米、直径0 .7 米的花岗岩石柱， 傲视苍穹，被称为流坑的“圆明园”。

　　流坑以规模宏大的传统建筑，风格独特的村落布局而闻名遐迩。明代中叶，村子在族人的规划、营造下，形成了七横（东西向）一竖（南北向）八条街巷，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巷道设置门楼，门楼之间以村墙连接围合的格局。巷道内鹅卵石铺地，并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村中现有明清古建筑及遗址计 260余处，其中明代建筑、遗址19处，还有重要建筑组群18处、书屋等文化建筑14处、牌坊5座、宗祠48处、庙宇8处。另有古水井、风雨亭、码头、古桥、古墓葬、古塔遗址等32处。村中古建筑均为砖木结构的楼房，高一层半，格局多为二进一天井，质朴而简洁，但建筑装饰十分讲究，集木、砖、石雕（刻）及彩画、墨绘于一体，工艺精湛。明代建筑怀德堂中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镶嵌的“麒麟望日”堆塑，堪称精品。数以百计的屋宇，堂上有匾，门旁有联，门头、墙壁上刻有不少题榜、名额，共计682方（处）。这些匾联皆有来历，内涵丰富，意境深远，或表主人之身世，或显家族之荣耀，或体现儒家传统的道德思想，或反映“天人合一”的美好情境。流坑村古建筑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代表了江西赣式民居的典型风格和特点，面积近7万平方米，基本保存完好，组群完整，街巷仍为传统风貌，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人文科学价值及环境与建筑艺术价值。
　　流坑村是古村文化的经典，是我国古典民居建筑中的明珠，也是为数不多的人类文明的瑰宝。
　1990年秋，江西省著名历史学家周銮书到流坑考察，写下《初访流坑村》一文，掀开了这个久藏深闺的古典村落的面纱，把她公之于众。此后多年，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到流坑考察、调查，撰写了《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考察》等著作。1996年初冬，国家著名文物、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郑孝燮等考察流坑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相见恨晚”，认为流坑村“是我国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地区保护的一个重要发现”。同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江西千年古村流坑，中国古代文明缩影》一文，引起全国轰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当即作出重要批示，使流坑村的保护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江西省人民政府和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1997年8月初，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专程考察流坑村，对流坑古村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流坑村的历史从五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延续时间之久，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之高，建筑艺术之精美，保存之完整，文化内涵之丰富，恐怕是国内其它地区的古村落所不能比拟的。”“完全可以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来也可以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挥笔为流坑题词：“千古第一村”。同年8月22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特批流坑村为江西省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21处古建筑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流坑村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0月，流坑村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这些年来，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认真做好流坑古村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工作。我们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了《江西省乐安县流坑古村落保护规划》，对古村实行分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筑控制地带）分级（省、县文物保护单位、精品建筑、一般保护建筑）保护，按上级要求完成了 33处省、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建档工作，并扎扎实实地做好了文馆、秘阁校书祠、明斋绳武先生祠等重要古建筑的维修工作。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流坑村实际，制定了《乐安县流坑村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依法加强了对村中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坚持创新意识，不断探索古村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新路子，采取思想教育、村民自治、利益驱动相结合的方法，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认真做好古村的各项工作。我们坚持开展合理利用，使古村文化旅游业蓬勃发展。村中开辟了十二个景点为主要游览内容的半日游活动，办起了流坑文物陈列馆，推出了傩舞艺术表演、乌江漂流等旅游项目；修通了硬化路面公路，解决了进村难的问题；开通了程控电话和移动电话，解决了通讯差的问题；治理了村中环境，培训了导游队伍，组织了各种旅游商品的生产与销售。流坑古村的文物保护和旅游业正在红红火火地发展。目前，我们正举全县之力，大手笔做好流坑古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流坑村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村里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同时在绕村而过的乌江的上、下游，还有雄、险、幽、奇的金竹瀑布，天然而成的石桥古寺；乌江两岸蜿蜒10余里的樟树林带，古木参天，环境优雅，是理想的度假好去处；乌江河水清澈见底，有急流，有险滩，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漂流活动。通过近几年的开发建设，“流坑—金竹”风景名胜区已成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流坑村正在成为一个美好的旅游胜地。乐安人民热忱欢迎各届朋友到流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更欢迎大家到流坑来施展宏图，开创新业，投入到流坑古村的保护建设和旅游开发中去！

　　流坑的历史：五百年耕读 五百年农商

　　流坑的历史，一开始即为董氏所书写。

　　流坑董氏的家世渊源，据说可以上溯到西汉著名的大儒、广川人董仲舒。至今，流坑董氏仍自称广川董氏。而按照流坑董氏族谱中最为通行的记述，其家族渊源应肇始于唐德宗宰相董晋之孙董清然，唐朝末年,“值李氏乱，避居临川之扩源”,由此安家江南。

　　1984 年，江西德兴出土的南宋初年董鸿墓志铭云：“(唐末)五季之乱，士大夫皆保歙(安徽歙县)之黄墩。乱定稍出，散其旁数百里间，……董氏其一也。”德兴的董氏，也是董清然之后，因此，可考流坑董氏祖先曾居皖南，其后辗转迁移到了江西，更早的历史，则难以考证。

　　董清然迁移宜黄县扩源村，到五代南唐时期，其孙辈已是一个繁荣的大家族，董氏全、含、合三兄弟开始分蘖析居。董全迁徙鄱阳海口，因其地后属德兴，所以，董全一系被称为德兴海口派。董含留居宜黄，其后即为宜黄北源派。

　　而董合一家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3)西来流坑，这里当时尚属吉州庐陵县，后改属永丰县云盖乡，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割崇仁天授、乐安、忠义三乡及永丰云盖乡设乐安县，隶抚州，自此，流坑便属抚州乐安。所以，董合一系先叫庐陵派，以后又叫乐安流坑派。董合，便是流坑董氏的一世开基祖。

　　隋唐之前，流坑一带悉为荒壤，“犹是鱼凫之境”，“榛篁森翳，人莫有居者”。当此中原板荡天下纷扰之际，青山绿水、别有天地的流坑，无疑是一方栖息耕居的理想之地。

　　开拓之初，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流坑董氏的真实写照。董合一家先在案山脚下乌江回转角处的白泥塘驻留建宅，垦荒植田。在很短的时间里，董合一族人丁迅速兴旺起来。

　　据史料记载,董合之子董桢“以豪侠自任, 时方扰攘，盗贼盈野，乃纠率义勇，保固乡里，贼不敢犯，赖以为济者甚众”。董氏由此在流坑立稳脚跟，并成为当地有势力、有影响的大户人家。不久，因族内人丁繁衍渐盛，白泥塘一带土地遂显狭促，董氏又把乌江东岸三面环水的白茅洲开辟出来，阖家迁往耕居。后来，在堪舆大师杨筠松的指导下，董氏家族再将家业从白茅洲迁到乌江西岸一片名叫“中洲”的高地，即现在的流坑村所在地，由此擘划出一个日后彪炳历史的“千古第一村”——流坑。

　　自此，流坑一带已被董氏营造成类似王安石笔下“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的世外桃源。

　　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原土族纷纷迁徙江南的时代大背景下，如此这般择山水形胜之地以兴家旺族的事例应不在少数，只是，像流坑董氏遽然兴旺发达，在宋代一举成为科甲联中、仕宦众盛而称雄于江右的巨家大族的范例却寥寥可数，原因何在？

　　如果说，明朝万历年间董燧从精神到物质对董氏宗族与流坑村的重建，使流坑董氏“数千百人之精神，萃之一堂，联之一心”，建筑布局擘划惠泽后代迄于今日，那么，流坑董氏第三代——董桢长子董文广，则是流坑董氏成为“科举昌盛、仕宦众盛”的江右巨家大族的关键人物。

　　对此，流坑董氏第四代传人董 傪 在北宋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撰写的《登科题名录》有颇为中肯的记述——

　　予伯祖文广，始以通经为儒。不事章句，东游金陵，值（南唐）李氏乱，乃叹曰：“是不足事，以污吾祖。”弃而西归。即而王师平江南，乃与吾祖议曰：“吾等老矣，不可复仕。幸而生见太，当有子弟以儒名家。”悉出金帛，多营书史，大启黉舍，招延学徒，士自远方多归之。至祥符中吾父一举中进士，乡里以为荣。识者谓：“董氏当扰攘之时，以豪勇自奋庇捍乡里；太平之时，复敦儒学，教育子弟，宜有其后以大厥族。”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董文广超拔于世的智识、善举，让此前仅是一乡村庶族地主的流坑董氏大放异彩。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 年），流坑董氏第四代董淳第一个中进士。宋仁宗景佑元年（ 1034 年），流坑董氏第四代董洙、董汀，第五代董仪、董师德、董师道五人同科进士，称“五桂齐芳”，被士林传为佳话，族人特建“五桂坊”以示庆贺、纪念。南宋文天祥《谢恩表》中有“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句，即典出于此。宋钦宗靖康元年（ 1126 年），第七代董藻在以谋略取士的特设科中，名选第一，时称武状元。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 1148 年），第八代董德元廷试第一，以有官列第二，恩例与大魁等，称“恩榜状元”。

　　宋代，是流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流坑董氏中进士多达 26 人，并且通过科举入仕，形成了流坑董氏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甚高的大家族。元代大理学家吴澄在为流坑董氏族谱作序时说道，董氏在宋代“仕宦之众，莫之与伦”，溢美之词，其实堪副。

　　与此同时，科举仕宦之兴，还为董氏家族在经济上带来了莫大好处。

　　两宋官禄丰厚，又奉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因而随着政治之荣显，给流坑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发达和村社建设的繁荣。

　　如南宋董定得在咸淳七年（公元 1271 年）中进士后，官吉州司法，以“官禄丰厚”，在短短数年间便“家雄于赀，田连村赀，田连村陌，山林川陆，跨有邻疆”。由此一列，余可概览。可见，从宋代开始，流坑董氏就开始了以田产助科宦，以科宦扩田产、固宗族的生存模式。这些为后来流坑董氏家族长盛不衰确立了重要的根基。

　　而现今仍矗立在村西口的南宋为纪念状元董德元而建造的“状元楼”、村中的“五桂坊”遗址以及人们常传为佳话的“桂林书院”、“西山书院”等告诉人们，宋代的流坑村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建有许多纪念性文化建筑的大村落。

　　科举昌盛，使流坑董氏仕宦如云，历史上流坑村总共出进士 34 名、举人 78 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尚书，下至主簿、教谕，超过百人，还有两名御医和诸多未入仕途的文人学士。

　　元代，流坑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和劫难。元军兵下临安（今杭州），流坑董氏汇入了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大军，保卫乡梓。及兵败，“乡以勤王故，遭兵祸稍酷”，流坑为元军铁骑践踏杀掠，摧毁殆尽。随后十余年间，又是“山寇劫掠，出没不时，流坑适当冲要，乡无宁居”，族人流徙他乡。及后，更惨遭“丙申之难”，为本县夏普所率武装围攻破村，董氏少壮“奔迸四出，老弱毙于兵刃者不胜计”。此后，董氏族人再一次散亡四方，流离颠沛，流坑村也成为一片丘墟。

　　有元一代，董氏科宦甚稀。值得一提的是，动乱使董氏族中精英特别重视宗族制度的建设，至顺癸酉（ 1333 年），族人继南宋始修族谱之后又二修族谱，至正年间（ 1341 — 1367 年）又议建宗祠。到元末，流坑又重新昌盛起来。

　　1365 年，朱元璋平定江西之后，董姓陆续返回故园流坑，“芟荆扫砾，复有其居”；“不数年，弦歌而居”。就这样，董氏家族随着明初社会逐渐安定而修养生息，并很快重新繁衍昌盛起来。

　　宋时，流坑董氏家族中董帧一系独秀，文广、文肇、文晃和文享四大支，族称明法、屯田、校书、道者四大派，经宋末元代的历次兵匪袭荡，到明朝初年惟存屯田、校书二支。此后，屯田派一枝独秀，渐渐衍生出七房，与文晃一支合而为八。直到现在，仍然一如其初。所以，明代以来的流坑，已是一个规模甚大的单亲宗族聚集而居的村落。

　　进入明代，以书香仕宦名世的流坑董氏复开登科之例，仕者渐盛。成化二十年（ 1484 年），第二十代董时望再中进士，后官至御史，在族中传誉甚高。第十六代董琰，字子庄，曾任茂名知县，后迁翰林院编修，与修《永乐大典》，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赵王府长史，且著作颇丰，文才时望，在流坑称得上一流的人物，村人建翰林楼纪念。当然，此时流坑的科举仕宦与宋代相比相差甚远，呈下降趋势，但著书立说者很多，仍不失为江右“文献世家”。

　　到明代中后期，董氏族人受长江中下游商品贸易的影响，利用乌江之便利，进行竹木贸易，使流坑村有了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族内一批精英的不断努力下，流坑董氏的宗族组织和社区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从明初到万历年间，董氏族人三次撰修族谱，三次修建大宗祠，采取强化族领、制订族规、增置族产等许多措施以凝聚族众，并且推崇心学，重视教育，激励族中子弟发奋读书、光宗耀祖。反映在村社建设上，出现了“三多”，即祠堂多、书院多、纪念性文化建筑多。

　　据族谱记载，万历年间流坑村内建有祠堂 26 座，书院 26 所，各种纪念性文化建筑 30 多座。明代中叶，第二十二代董燧对流坑村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建设。他在宋元村落建设的基础上，于村西侧拓展了南北方向、绵延如龙的“龙湖”，将村盘分成东西两大部分，且使东部村落主体部分形成了四面环水之势。又在村落主体部分按七横（东西）一纵（南北）辟出八巷，沿巷营建房宅，形成规整有序的村落布局，使流坑这个人众繁庶的村落很像一座城地，也像一方都会。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历流坑时曾赞：“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见《徐霞客游记》第 14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这不仅给流坑厚重的人文积淀留下了又一掌故，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对当时流坑村村景的宝贵描述。

　　清代初期，流坑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董氏的科举功名已是江河日下，大为衰落，最终从一个朱紫踵继的仕宦巨家蜕变为乡间的平民宗族。另一方面，族人在明末开始竹木商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竹木贸易。他们从乌江上游的金竹、招携等地，贩运竹木到赣江沿岸的三湖、樟树、南昌等埠，以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从而使流坑的社会经济在清朝前期步入它的黄金时代。

　　那时，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完全为流坑董氏所垄断，竹木资源为董氏各房派之公产，出现了竹木贸易的行会组织——木纲会，并依靠宗族力量控了乌江的竹木运输。竹木贸易的突出发展，不仅使董氏摆脱了明代后期经济上的困境，而且在族内新生了一个人数很多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商人群体。这些商人在发家致富之后，纷纷通过捐纳的途径，挤入士绅、官僚阶层，又以巨额的财富积累，积极从事宗族和社区建设，如扩大族产、修建祠堂、编刻族谱、立学助教、修桥铺路、倡义施惠等举措，使流坑又一次繁荣兴盛。尽管屡受战乱影响，但村落建设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仍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光年间，村中祠堂增至 83 座，书院、学馆增至 28 所，今天村中尚存的这一时期的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使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流坑的繁华和兴旺。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国运的衰弱，也给流坑带来了不幸。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乐安是红色革命根据地，流坑村当时是根据地的一部分，流坑人民为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坑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山村经历了新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发展里程，仍然较好地保留了她古朴典雅的传统风貌和融于自然的田园环境。

　　从 1990 年秋开始，对流坑村历史文化和传统建筑的研究、宣传、保护、利用工作有序开展，尘封的明珠得以重放异彩。 2001 年 6 月，流坑村古建筑群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 年 10 月，流坑村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自此，流坑村保护文物古迹、发展旅游经济工作更加蓬勃地开展。

　　现在，流坑村有 1209 户， 5205 人，耕地 3298 亩，山地 58000 亩，依然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