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甲骨学家
- 中华董氏网 2012年8月22日 万家姓
提起董作宾，中国学界并不陌生，抗战前，就流传着"甲骨四堂"的说法。所谓"四堂"，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董作宾生前死后，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给予充分肯定。１９４５年傅斯年在董著《殷历谱》序中说："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彦堂之每进一步。"董作宾的每一项研究，都有力地推动着甲骨学的发展。世所公认，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中少有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堪称大师的学者，大都先出国留学，接受了现代教育，掌握了现代知识、理论和治学方法，后回国从事某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成就；董作宾与他们不同。他是先取得重大成就，后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的。未出国门而取得突出成就腾声遐迩的学者，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也不乏其人，但多属书香门第，家学深厚，自幼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训练，为走向光辉顶点打下坚实基础；董作宾与他们也不同。他所走的，是勤奋自修的路，与他共事多年的著名学者李济先生说：董作宾是"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位奋发自修的学人。"
董作宾，字彦堂，１８９５年生于河南省南阳一个小商人家庭。他６岁入塾，１２岁结婚。从１４岁开始，他于读书之余，协助父亲进行手工劳作，印衣袖，刻印章，写春联，以增加家庭收入。２９岁以前，虽然一直没有放弃学业，但也未能潜心学习。在河南，他就学于元宗小学、县师范讲习所、河南育才馆；在北京大学，他当旁听生，研究生，师从可谓多，就学的路可谓长，但大都是"半读半耕"，读书经营并举，有时甚至弃学经营其他，把学业当成业余。尤其是２１岁后，其父去世，他不仅要谋求自己的生计，还要操心妻小，养家糊口。他曾设馆授徒，经营书业，编辑报纸刊物。算起来，他正式学习的时间很少：在南阳师范，在育才馆，在北大当研究生，都只有一年多时间。但是，靠勤学苦读，他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青年时期养成的刻苦读书的习惯，持续一生，到晚年，他身兼多种学术职务，杂事缠身，疾病缠身，仍读书至深夜，并视此为乐事。
董作宾从事甲骨文研究很晚，可谓半路出家。１９１８年他在开封育才馆从时经训先生受商简，始知有甲骨文，但当时并没有对此产生多大兴趣。１９２２年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时，开始接触甲骨文方面的知识，曾用油纸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１９２４年当助教，才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经常与同事谈论研究甲骨文的计划，还打算到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这当然只是计划。人的计划往往受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限制，对于一个负有养家糊口责任的人来说，限制更多。他不能扔下职业自行其是，否则，生活陷入困境，志向更难实现。从商人之家走出来，有家庭之累的董作宾深知这些。考古发掘之类，只是计划，直到１９２８年他３４岁的时候，其学术精力大半用在歌谣、方言、民俗等方面，没写一篇有关甲骨文方面的文章。
改变董作宾学术乃至生活道路的，是傅斯年。董作宾１９２７年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教授，结识了傅斯年。董作宾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没有博士光环，但他那刻苦治学的态度，却深得傅斯年赏识。１９２８年４月，傅斯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写信给因母病返回乡里，在南阳中学任国文教员的董作宾，聘他为通信员，调查洛阳石经及安阳殷墟甲骨文出土情形。董作宾欣然受命，辗转来到安阳。他找到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张尚德、安阳尊古斋肆主王嘉瑞、花园庄私塾教师阎含声等人了解情况，又到洹水西岸小屯村进行实地踏勘。
董作宾１９２８年夏天来到殷墟遗址。目之所及，深感痛心。安阳小屯村的龟甲兽骨，是１９世纪末农民耕田时发现的，药材商人当作"龙骨"廉价收买。１８９９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得识甲骨价值，多方搜求。其后，一些学者也表示了很大兴趣。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甲骨文研究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古董商、药材商也广肆收购，获取暴利。二十多年间，小屯村挖掘成风，偷盗成风，掠夺性的挖掘抢购，使殷墟古物遭到严重破坏。董作宾来到小屯村的时候，大批的甲骨器物已被抢走，挖掘高潮已经过去。殷墟遗址残坑破洞，一片狼藉。残破的甲骨碎片和古器物散落地上，随处可见。董作宾忧心忡忡，他详细勘察殷墟遗址，访问当地村民，了解挖掘和甲骨出土情况。他感到，殷墟甲骨虽遭破坏，但仍有发掘的必要。于是，他撰写《洛阳石经殷墟甲骨调整报告暨发掘计划书》，详述考察见闻，提出发掘计划，呈交傅斯年。
报告很快得到傅斯年的重视。１９２８年秋，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被聘为编辑员，主持试掘小屯遗址。试掘工作从１０月１３日开始，到３１日结束，十几天的发掘，获得许多有价值的龟甲和古器物。董作宾非常高兴，用近一个月的时间，撰写发掘报告，摹写出土的甲骨文字，并就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报告证实了调查推想，为进一步发掘提供了切实依据。从此，董作宾的名字便与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连在了一起。
考古发掘是一项细致耐心的工作，稍有疏忽，就会遗漏和毁坏重要文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屡遭毁坏的历史废墟上发掘，既要有科学的方法，还要有敬业精神，董作宾具备这些条件。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用才智和聪明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他提出点、线、面相结合的发掘方式--先是点的探寻，确定有价值的发掘点，然后详细勘察点的具体情况，确定与之有关联的线，再把若干线连起来，形成发掘面。这样，不仅找到了地下的甲骨和古器物，也把殷代的庙堂建筑、墓葬文物的分布形态重现出来，从而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材料。
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前夕，董作宾主持或协助李济主持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了１５次发掘，获得大量有字的甲骨和无字的器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大龟四版。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２日，第三次发掘宣布结束，当天下午即将收工时，考古队在大连坑南井井口下约３０公分处发现大龟四版叠在一起，上面满是文字，带有许多原始资料。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国学术界。李济博士撰文说大龟四版的发现，为现代的中国考古学建置了一块很稳定的基石。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写信给史语所，索要拓片。董作宾等人对流亡海外的郭沫若深表同情，慷慨地寄上全份拓片，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些拓片对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对充实他的《卜辞通纂》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卜辞通纂考释·序》中说："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郭沫若因此与董作宾建立了密切关系。１９４２年董作宾赴重庆开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时，专门访问了郭沫若，郭沫若赠董作宾七绝一首："卜辞屡载建尸方，帝乙帝辛费考量。万嘴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董作宾是个谦虚的学者，遂作跋云："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后来，郭沫若与董作宾分属大陆和台湾，其间的学术交往也因之断绝，并且还曾出现抵牾--这些都是后话，不提。董作宾在组织殷墟发掘的同时，还参加了山东章丘城子崖、滕县安上村等处的发掘。他一生中近十年的时间奔波于城乡，风餐露宿，以辛苦劳作，促进了田野考古的发展。
董作宾对考古学的贡献，表现在发掘整理上，更表现在解读研究上。前项工作是让掩埋的古代文物现出原型，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原始材料，使甲骨及古代器物从古董上升到考古阶段；后项工作则是通过解读研究，让死材料现身说话，帮助人们认识古代历史和文化，使甲骨文走进科学研究阶段。后项工作包括时代考证，文辞研究，契法探索，骨料辨析等，既需要学识才智，也需要勤奋耕读，甚至是献身精神。因为甲骨文研究，到董作宾写作第一篇文章，虽然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出版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王国维的《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但一直未能走出传统金石学的圈子，董作宾的研究，如在洪荒的山地耕耘，其间有荆棘沼泽，也有崇山峻岭，容不得懈怠，也容不得懦夫，只有在曲折艰难的小路上攀登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峰。
几十年过去，甲骨文研究已获得长足发展，在文字学、古代史学、古代文化学等方面都显示出重大意义。当人们回顾甲骨学研究的重大成就，怀念为该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的时候，无不称赞董作宾，称赞他在考古发掘方面的重大贡献，称赞他的学术成就。贡献和成就都是显在的事实，但在这里，笔者要说的，则是他勤奋自修、刻苦钻研的精神，是他勇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因为后者是取得成就的基础和前提。甲骨学界至今流传着董作宾研究"卜"字的形、声、义的趣谈。甲骨文中常有倒竖各异的"卜"字，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这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当时尚无深刻全面的解释。为求甚解，追溯龟卜和骨卜的历史情况，揭示"卜"字符号的堂奥，董作宾颇费了一些心思。那时他住在北海静心斋，面对拓片苦苦思索。后来，他到药店购买龟甲，仿照古人在上面钻凿，然后点燃香火，凑到钻凿的地方灼烤。灼烤到一定程度，龟甲发出声音，与"卜"音极相近；他翻过龟甲，发现烤灼炸出的兆形，成"卜"字形。他对照甲骨拓片，反复比较，得知"卜"的原始字形，就是摹写钻灼的兆象。早期的"卜"字，中间总是一直，但向旁的一点可以在左，可以在右，可以向上，可以向下，视钻凿的部位而定；中间一直所以固定不变，是因为钻凿时中间的横槽刻得最深，被火一灼，最薄的地方先炸裂。他由此对"卜"的形、声、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字破释，揭开甲骨文研究中不少的难解之谜。
因甲骨文具有收藏和研究价值，抢购者日多，价格猛涨。有些人为牟取暴利，学会造假，一时间，赝品流行，真假难辨，给收藏和研究带来诸多麻烦。鉴于这种情况，董作宾下功夫研究甲骨文的刻法。他到安阳找到一个以刻假甲骨文为业的雕刻家，同他交朋友，虚心向他求教，从中学到许多辨别真伪的知识。同时，他也找到研究甲骨文的一条门径，开始进行另一有意义的实验。他用放大镜仔细地审视刻字交叉的地方，又对放大２０倍的照片仔细观察，他发现刻甲骨与写字不同。写字可以纵横交叉，而刻甲骨则有固定的习惯：有的先刻直画，再刻横画；有的先刻横画，再刻直画。刻直时完全刻直，刻横时完全刻横，并不交叉进行。对比不同实物和拓片，细心研究刻辞笔画的先后次序，他发现刻辞的习惯因时代不同而异。这一发现对于考证刻辞的年代大有裨益，研究者可以从刻法确定甲骨文的年代，进而考察不同年代的社会和文化。
《殷历谱》是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用时最长、费力最多、苦心经营的一部著作。从１９３０年开始，董作宾就注意甲骨文中的殷历，尔后，不断汇集资料，细心整理，到１９３５年初步理出头绪。深入研究是在战乱流离中。抗战开始后，董作宾随史语所迁长沙、桂林、昆明。１９４０年冬，日军封锁滇缅路，云南告急，史语所又迁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大迁移，让人疲惫不堪，心神难定，再加生活清苦，不少人另谋生计，留下来的人也很难把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蔡元培先生常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勉励研究院学人。但不管迁到哪里，只要能放下书桌，董作宾就投入工作。在昆明，史语所设在龙泉响应寺，考古组在寺内的龙头书坞安置下来，面积窄小，走廊作室，研究与住宿同屋，人员和标本共栖，他没有停止工作。在李庄，生活更加艰难，连收入颇高、拖累不重的傅斯年有时每餐也只吃一盘"藤藤菜"，董作宾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时有断炊之虞，但他仍不放弃研究殷历。
《殷历谱》虽系历谱，却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为求精确，董作宾向高平子、李钟鸣、竺可桢等人请教，发奋攻读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书的内容涉及大量数字，仅推算一项，足以让无恒心、少毅力的人望而生叹。有段时间，董作宾陷在数字堆里，或笔算，或珠算，整日推算不停。有人戏说："历史语言考古所变成数学研究所了。"《殷历谱》于１９４３年９月着手写作，自写石印，每日一页或二页，到１９４５年４月写成，历时一年又七个月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殷历鸟瞰、历谱之编制、祀与年、殷之年代四卷，下编包括年历谱、祀谱、交食谱、日至谱、闰谱、朔谱、月谱、旬谱、日谱、夕谱十卷。把殷代的历谱做全面整理，从当时的资料和研究环境来说，实在是一件极艰巨繁重的工作。
《殷历谱》出版后，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嘉勉令。胡适、陈寅恪、马衡、徐炳旭、杨树达、孔德成、朱自清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致函道贺。傅斯年说《殷历谱》使"中国信史向上增益３００年"，李济称《殷历谱》是："一部划时代的大贡献"，"为甲骨学开拓了一个新天地"，"是学术界的一件伟大的创举。"
学术界充分肯定《殷历谱》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对董作宾苦心耕读、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傅斯年在该书《序》中说："《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
董作宾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台湾去世。一个多月后，１９６４年初，在印度举行的第２６届东方学会年会上，德国汉学家福安柯Ｆｒａｎｋｅ 提议，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董作宾先生默哀一分钟。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于是，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闻名世界的甲骨学大师。
>>董希文：一代艺术大师董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