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正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术之因袭。故士族家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谓“家传之学业”与“优美之门风”，包括传至数代的家学、家风、家教和家法等内容，这是民族文化在一个家族中的具体表现。羊姓家族（特别是泰山羊氏）在时代延续之中，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尤其是在经学、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更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羊烈墓志》便以继承家风而无比自豪：“我膺世业，果袭家风。”羊氏这一“不同于凡庶”的“优美门风”，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经学薪传 诗书继世

汉魏经学多以家族为重心。早在西汉初期，齐鲁一带便出现世代习经的家族，他们抱守一经，“世世相传”（《汉书·儒林传》），逐渐形成家学。许多家族还通过研习经学，赢得社会声誉，进而获取政治地位，并子孙袭业，仕宦不绝，发展成当地名族。泰山羊氏便是此时出现的传经世家。
羊氏家族的经学渊源可以追溯到秦代羊子（羊千），《汉书·艺文志》子部儒家类著录《羊子》一书，凡百章，可见其人是一著述甚富的名儒。羊氏移居泰山，对其家族儒学传统的形成，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泰山在齐鲁封内，这里原本是先秦时期儒家策源之地，到了汉初儒学获得恢复和发展，齐鲁地区更取得了非凡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五经七家八位传经大师，其中泰山人居其二，“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可见泰山一地已是举国儒学重镇之一。泰山两大经师之中，高堂生与羊氏同居平阳，其礼学思想自对羊族有所濡染，羊氏数世“太常典礼”（《羊烈墓志》语），或与高堂之学相关；而胡毋生一派，更是羊氏经学思想的渊源之一。
胡毋生为泰山奉高人，治《春秋公羊传》，汉景帝时立为博士，暮年归教于齐地，齐地言《春秋》者多从其学。胡毋与羊氏为姻家（见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传》），在羊氏家族中，东汉末期的羊弼便是一位师承胡毋公羊之学的名儒。羊弼入仕为博士，精研《公羊》，卓然一家。任城人何休师从羊弼，成为其入室弟子。后何休更将羊弼之学发扬光大，《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载：“（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东汉今文博士）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所谓“墨守”是说《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犹如墨子守城一般；所谓“膏肓”、“废疾”，则喻《左氏传》和《谷梁传》存在的弊病。羊何合撰的春秋三书，仅从书名便明显体现出独尊公羊的学术色彩（三书已佚，清人王谟《汉魏遗书抄》中有辑本）。另外何休在所传《春秋公羊解诂》这一集大成之作中，也对羊弼学说有所继承。羊族中除羊弼以经学显声，在此前后的羊侵、羊陟、羊续等人亦均以“学行”被征辟入仕，历任要职。羊氏由经学世家逐渐获得高位，演变为门阀士族。
羊氏与其他几个经学世家世为姻娅，关系密切。汉末曲阜孔族中的孔融与陈留蔡族中的蔡邕都曾将女儿嫁于羊衜。蔡邕为“熹平石经”的写定者，曾长期寄寓羊氏，对羊族经学研习大有裨益。羊氏族人在幼年开始，便接受极其严格的经学教育，羊祜在《诫子书》回忆其早年的受学经历：“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因之羊祜在经学上颇有造诣，早岁便已知名，时人有“当世颜子”的美誉。羊祜居官后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仍时时以教化为念，其镇守荆襄之时，“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即使弥留之中，仍念念不忘敦请晋武帝“混一六合，以兴文教”。故晋人孙楚在《故太傅羊祜碑》中称颂羊祜兴学之功：“（祜）虽研精军政，用思灭敌，然兼立学校，阐扬典训，是以缙绅之士，鳞集仰化，云翔衡门，虽泮宫之咏鲁侯，菁莪之美育才，无以过也。”可见羊祜对晋代文教的重振实有肇始启端的作用。另外羊祜在处世、从政、治军上所表现出来的谦逊、公廉、恭慎、尚节的美德风范，都与羊氏家学修养密不可分。而他坚定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反对分裂，更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集中体现。
羊氏家学不仅传之男嗣，连女性成员亦深受濡染。羊祜堂姊羊姬便是一位经学教育家，羊门妇女传经成为晋儒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羊姬为羊耽之女，其母辛宪英，为魏晋间颇具政治远见的一代女杰。羊姬及笄后，嫁与兖州刺史夏侯威之子夏侯庄，生子夏侯湛。后湛在《昆弟诰》中回忆其母：“厥乃我龀齿，则受厥教于书学，不遑惟宁。敦《诗》、《书》、《礼》、《乐》，孳孳弗倦。……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冠带，实母氏是凭。”（《全晋文》卷六十八）羊姬向其子女亲授《诗》、《书》，说明她有着很高的经学修养。魏晋时期，女子深通经学者并不多见，从这点正可看出羊氏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族人所具的文化素养。在羊姬的辛勤教诲之下，夏侯湛成为一代著名学者。
进入南北朝后，不仅播徙江左、出仕南朝的羊欣等人“泛览经籍”，延续着其经学文化一脉；留居北方的羊氏族人也以经学自守，在大动荡中维家学于不坠。由于北方地区学术传统的固有影响，北朝的儒学持续发展势头，人才辈出，如羊族之中羊深“学涉经史”、其弟羊侃“雅爱文史，博涉书记，尤喜《左氏春秋》”，其弟羊敦“学涉书史”，从弟羊烈更有“学穷贾（逵）郑（玄）”之誉。其中羊祉在出牧梁秦时期，曾“一敷善化， 庠载序”（《羊祉墓志》），有兴办州学之举。其子羊深曾上书魏废帝，请求重振太学，后世视此为北朝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魏晋南北朝教育文选》等书皆收录羊深此疏。羊深在奏启中首先陈述自尔朱荣发难以来魏廷国学废坠的现实：“自兵乱以来，垂将十载，干戈日陈，俎豆斯阙，四海荒凉，民物凋弊，名教顿亏，风流殆尽，世之陵夷，可为叹息。”进而敦请魏帝在板荡之时，重修国学，大兴乡校，以维礼教：“陛下中兴纂历，理运惟新，方隅稍康，实惟文德。但礼贤崇让之科，沿世未备；还淳反朴之化，起言斯缪。夫先黄老而退六经，史迁终其成蠹；贵玄虚而贱儒术，应氏所以亢言。臣虽不敏，敢忘前载。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宣尼确论，造次必儒。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考课之程，咸依旧典，苟经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进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鸿生，以光顾问；挚维奇异，共精得失。使区寰之内，竞务仁义之风；荒散之余，渐知礼乐之用。岂不美哉！”（《全后魏文》卷五十二）
羊深此疏，高瞻远瞩，在时艰中仍致力于文教重建，其苦心孤诣，实与其先人羊祜相仿佛。可惜疏上不久北魏便爆发内乱，国分为东西，混战不止，羊深本人也在泰山商王村之战中为高欢所害，其复兴北方教育的宏大构想未能最终实施。
从上面列举的羊氏诸人来看，其家族确是一典型的世守儒经、家学相延之传经高门，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陈寅恪先生魏晋以还“学在家族”这一精辟之见。
羊族于李唐中衰后，虽已失去经学世家的显位，但其绵延后嗣中仍不乏以儒学名家者。如南迁浙江缙云的族人中，宋时有羊永德、羊哲父子，皆于经学深具造诣，永德师事东莱吕祖谦，传其学术，著《春秋左传发微》百篇，在当时有较大的声名，清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为永德父子立传，载其学行。这表明羊氏儒学之风虽历甚久，而余响不息。

（2）声驰吟坫 文为辞宗

泰山羊氏不仅是经学世家，同时也是文学世家，在这一族系之中，曾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诗人与文家。
西汉时期的辞赋家羊胜，是羊族中较早跻身文坛的作家，作品有《屏风赋》传世。羊胜肆力文翰，开启了羊氏家族的文学传统，到了晋代，终出现羊祜等文学名家。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称祜“既长，博学能属文”，可见他在青年时代便表现出超群的创作才能。当时魏帝高贵乡公雅爱诗赋，时召文士为文酒之会，羊祜便列名其中。在出镇襄阳、与吴对垒期间，羊祜的文学创作亦十分活跃，本传上称其“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所谓言咏，一是指吟颂前人的诗作，一是指自制诗歌。羊祜岘山之游，必然创作出不少诗作，可惜今已散逸。法国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据此指出：羊祜是专注于欣赏山水自然风光的第一人，他的行为鼓励了一种新时尚，对此后山水诗的涌现起到了重大作用（见所著《山水诗的产生》第五章）。
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羊祜还写作了大量的奏疏、表、章、信、札，其中不乏声情并茂的佳作。泰始八年（272），晋武帝封羊祜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羊祜坚辞不受，并上《让开府表》自陈心迹。其表文首先陈述自己无功于国，惟托于机缘而蒙受厚恩，自感愧惭之情，随之申论野有遗贤、朝有高臣，益感己身实不足以当开府之封，最后披露自己“誓心守节，无苛进之志”的坦荡心迹。通篇文章情辞恳切，结构紧凑严密、顿挫有致。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论及汉魏以来的文赋时说：“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他认为《让开府表》文情并茂，与诸葛亮之《出师表》同为不朽之作。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亦称誉此文：“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羊祜此表被纳入卷中。另外羊祜作于咸宁初年的《请伐吴疏》，议论稳健，言语简捷有力，表现了作者对统一趋势的清醒认识及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敏锐眼光和胆略，亦为晋文之名作。
羊祜还写过一篇《雁赋》，其赋以雁自喻，借雁抒情，通过写鸿雁，表达了作者“当其赴节，则万里不能足其路”的远大政治抱负。明代文学家杨慎评价此作：“词旨超迈，高于词人一等。”羊祜诗歌，则传有《四先生诗》一题。羊祜尝以扬雄、王褒、严遵、司马相如四贤虽去数百年，览其遗综，风流文采，宛然如在，疑其典型不泯，范法尚存，遂追赋《四先生诗》。
由于羊祜文学创作上的显人成绩，为其赢得了“文为辞宗”（晋文学家孙楚语）的盛誉。羊氏家族其他成员受祜之熏陶，在文学上也多有成就，如羊祜堂弟羊琇亦工文辞，今传其《卫公碑》残文（收入《全晋文》卷四十一）。文中称颂晋初名臣卫顗：“仰睎遐风，重晖冠世。”笔触飞动，极富感情。
出仕东晋、南朝的羊氏族人，多承邺下流风，其中东晋羊孚咏雪之作被誉为绝妙好辞；羊松龄与大诗人陶渊明情深莫逆，渊明曾赋诗酬和；南朝宋羊璿之与诗人谢灵运“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羊徽以才识被誉为“一时美器”，今存其《赠傅长猷》及《答丘渊之》两诗（《全晋诗》卷七）。可惜除羊徽、羊孚两人之外，其余诸氏的作品均已散佚。
仕于北朝的羊氏族人在文学上也不逊色：羊深“好文章”，曾受命监修《起居注》；其弟羊侃，更是兼资文武的全才，他自北投南，梁武帝召见于乐游苑，制《武宴诗》三十韵示侃，羊侃即席应诏酬和。武帝读后赞叹不绝。羊侃还擅长音律，史称其“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乐府诗集》卷五十所收《张静婉采莲曲》一题，即为羊侃所创（张静婉为羊侃歌妓）；羊深之子羊肃，以文采显于北齐，曾参加重要类书《修文殿御览》的纂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羊门之中，还出现了一位女辞赋家，此人生于晋代，因嫁与王伦，故史称其为“王伦妻羊氏”。她工于赋体，所作《安石榴赋》，今尚传下两句残文：“振绿叶于柔柯，垂彤子之累房。”（见《太平御览》卷九七○）其作观察细致，描摹生动，其人自是谢道韫、左芬一流人物。可惜因其全赋久佚，已难详作考察。
通观隋唐《经籍志》（《艺文志》），著录六朝羊氏族人的著作有：羊祜（集一卷）、羊欣（集九卷）、羊徽（集九卷）、羊戎（集十卷）、羊崇（集十卷）。当时临沂王氏被称为“爵位相继，人人有集”（《梁书·王筠传》）。羊氏虽尚不足与临沂王族媲美，但其文学世绩，在六朝士族中也颇突出。
入唐之后的羊氏作家有中唐诗人羊士諤、羊滔，晚唐诗人羊昭业等。羊士諤诗文两擅，时人孟简称其文“彩章辉焕，物象飞动”，其诗笔致婉转，托兴蕴藉，在当时更负盛名，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士諤列为广大教主入室者之一，可见羊氏在唐代诗坛上所享有的声誉。
唐代之后，南迁的羊氏族人也有文士涌现，如宋代缙云羊汝德“著述有古风韵律诗凡数百篇”；其子羊哲“著作有古风俪偶，名《指南集》”；明代汝南羊可立，著有《晚香集》、《筠州诗》、《濯缨亭集》；清人羊登莱有《赞雪山房诗存》；羊廷机著有《菊隐吟钞》；羊咸熙著有《敬慎居诗稿》。均在当时文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流风回雪 载誉书坛

俗语云：“唐诗晋字汉文章。”——晋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大高峰时期，而推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重大发展的，又缘于多个以家族为单位的群体。此点正如王汝涛先生所指出：“远在东汉时，便有代代相继的传经世家出现。……书法本是儒者必修的六艺之一，魏晋两代便有不少代代以书法名家的世家或称世族出现。……这些世家，由于精习书法，往往有长期悟出的书诀、笔法、书势等辅助书艺进步的著作，传之子孙。传衍过程中，有改革，有突破，有青出于蓝；书法的变迁便由发生、萌芽、定体以至于成熟。”(《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序言》)书法本是一门重传统、重继承的艺术，其在家族之中父子相传，兄弟争胜，有利于一种风格流派的形成。这使书法在门阀制度下，得到快速的发展。当时涌现的书法世家，除了众所周知的王、谢、郗、卫等大族，泰山羊氏也是引人瞩目的一个群体。
羊氏书法渊源于汉末书家蔡邕。陈留蔡氏与泰山羊族世为姻娅，蔡邕为避宦竖迫害，曾来泰山依羊氏十二年之久，并将女儿贞姬嫁给羊续之子羊衜。蔡邕工于隶书，结体方正，为世所重，更为羊族所崇尚。今传晋初羊迅所书《孙夫人碑》，书法史家谓其书深得蔡氏八分法度：“《孙夫人碑》极似《石经》，复似《孔羡》，羊蔡婚姻，文、字皆袭蔡体。”(民国·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七)羊氏书法，至西晋羊祜而专门名家。羊祜之母即是蔡邕之女蔡贞姬，蔡族女性率皆工书，如贞姬同父姊妹蔡文姬，即精通八分书学；同适羊门的羊衡母蔡夫人，亦工正书及行草，唐人韦续《墨薮·九品书人论》将其列入上之中品。推想蔡贞姬也自无例外。羊祜父早卒，其执笔之法应主要得之母教。后羊祜戎马之暇，仍挥翰不绝。南梁庚肩吾《书品》称羊祜之书“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后彦”，列入下之上品。羊祜书迹后世尚有流传，元人陈绎曾《翰林要诀》所录法书中便有羊叔子《遗教序》真书。可惜今已难觅传本。
继羊祜之后，羊祜从子羊忱，也以书法独步江左。羊忱幼年便以异才受到羊祜激赏，及长“性能草书，亦善行隶”，其书挥洒自若，连绵回旋，气势磅礴。与他同时的羊固“善草行，著名一时”(《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明帝东宫僚属名》)，《书品》称其书“遗迹见珍，余芳可折，诚以驱驰并驾，不逮前锋，而中权后殿，各尽其美”。至此羊氏书法基本形成以行草见长的艺术风格。后羊忱之孙羊孚及同时之羊真，亦均以书艺知名(分别见《古事苑》、《式古堂书画汇考》)。史称自羊忱之后，“诸羊后多知书”，临池含毫渐成羊族文化传统。
书法至东晋，出现了一代书圣王羲之，将书法艺术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忱玄孙羊欣(敬元)便是王氏笔法的嫡派传人。羊欣早年亲炙于王羲之之子王献之，得其家法。据南朝宋人虞龢《论书表》中记述：羊欣早年随父羊不疑在乌程令任上，当时年仅十余岁，而“书已有意”。王献之适任吴兴太守，对羊欣才艺十分爱重，于是悉加指点，亲授书中三昧。有一夏日，献之往羊欣府中看视，只见羊欣正穿着白绢新衣昼睡，一时兴起，便搦管在羊欣裙幅裙带上大书。羊欣醒来，发现献之墨迹，大喜过望，从此加意练习，书艺“因此弥善”。唐代诗人陆龟蒙有诗咏此轶事：“重思醉墨纵横甚，书破羊欣白练裙。”（《怀杨台文、杨鼎文二秀才》）其字划神逸而墨飞彩动，为其师代笔几可乱真。世传王献之书帖，凡风神略见怯瘦者，多出羊欣手笔。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张怀瓘《书断》)，意思是求购王献之的书迹未成而能得到羊欣的作品，也不会令人失望。
由于羊欣深得献之真传，在隶(今楷)、行、草各体上均取得较高造诣，后人将他与孔琳之并列为二王之后世难比肩的两大书家。南朝宋王僧虔《论书》中言：“羊欣……亲授于子敬，欣书见重一时，行草尤善。”唐人张怀瓘《书议》云：“子敬殁后，羊、薄(绍之)嗣之，宋、齐之间，此体弥尚。”其《书断》中又云：“师资大令(王献之)，时亦众矣，……若亲承妙旨，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指羊欣)。亦犹颜回与夫子，有步骤之近。摵若严霜之林，婉似流风之雪，惊禽走兽，络绎飞驰，亦可谓王之荩臣，朝之元老。沈约云：敬元尤善于隶书，子敬之后可以独步。”只是羊欣虽深得王体精髓，却继承有余，创新无多，即昔人所谓“学其奇而不变”(明·项穆《书法雅言》)，是其书法之不足。
羊欣书帖，今传有《暮春帖》、《闲旷帖》、《移屋帖》等，保存在《淳化阁帖》等典册中，受到后人珍视。另外《曹娥碑》也相传出自羊欣手笔。
羊欣还是一位书法史家和理论家，他编撰的《采古来能书人名》是最早的书家评传著作。全书采录秦至晋代历朝书家六十九人，历叙籍贯、师承及所长书体，叙事雅洁。书中尤对二王书法极力推崇，谓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誉之为“古今莫二”；又论献之“善隶、草，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展示了其宗承二王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羊欣在书中提出的“天然”（与“功夫”相对应）的书法理念, 更成为后世书法评论的一大基准。
羊欣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还对日本有所影响，故而不断有日人研究欣书的论文问世，重要者有谷口铁雄《羊欣传记及其书论——关于“天然”之概念的产生》(《佛教艺术》第69辑)、杉村邦彦《羊欣〈古来能书人名录〉》(《哲学年报》第28辑)、《宋书羊欣传释注》(载《森三树三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学论集》)。从以上诸多关于羊欣的研论中，不难看出羊欣在东瀛的书法声名。
南北朝时期，南朝之羊玄保(羊欣之弟)以挥鋩闻于宋，与其同时之羊谘，也以草书擅名一时，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对其人有所论列。北朝之羊规之、羊祉、羊深、羊侃诸人虽无书名，但诸人皆“雅喜文史”，自当留意毫翰。出土于新泰的诸羊墓志，楷隶质朴刚健，内中《羊祉妻墓志》一方可知出自羊允之手外，其他志石虽无书者之名，但其笔法都应是羊氏所尚书风的体现。迨至李唐，而羊氏习书之风未息，著名者有羊朝(《书史会要》称其“书迹亦逸，气格虽强赡，而无变态”)、羊士谔(《墨池编》、《续书断》中均列其名)等。
羊氏家族世代习书的风气，还带动了泰山一带书法艺术的发展，使这一时期在泰山涌现了不少书法名作。正如今人所论：“泰山周围出现的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摩崖、邹县铁山摩崖等佛经石刻，皆以羊家书擅长的隶书为主，气韵兼资真草，波磔而流畅，雄朴却媚婉，其中透出的与羊家书的渊源关系，更是明显可见。这种看似巧合的历史现象，却恰恰表现了书法发展传承嬗递的必然联系。”(袁爱国《羊欣家族与泰山南北朝书法》，载《泰安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4） 世崇玄佛 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是佛道宗教的兴盛时期，羊氏家族受时代风气影响，不少族人信奉佛教与道教，“世崇玄佛”成为羊族文化特色之一。
早在晋代，羊族中便盛传着羊祜转世认金环的故事：相传羊祜五岁时，一天忽然让乳母找出他玩弄的金环，乳母说：“你以前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啊。”羊祜便让她到邻居李氏的垣中桑树上去找，果然找出金环，主人非常惊讶，说：“这是我家死去的孩子丢失的旧物啊，你怎么会找得到呢？”乳母具言究竟，主人十分伤感。时人都对此事深感诧异，认为李家的亡儿便是羊祜的前身。
据考证：羊祜探环轶事的原型系出佛典中的鹤勒那尊者的故事(参徐朔方《汤显祖评传》页25)。将外来佛经故事比附于中国名人之身，在魏晋史籍中数见，佛教信徒将这些名人拉入释家之行，有利于扩大佛教在士民中的影响(羊祜死后，其在襄阳的故宅被舍为寺院，世称为羊叔子寺)。“前身何处认？遗事说金环”——这段充满佛家轮回观念的羊祜故事，使得羊族染上浓厚的宗教色彩。
历史上的羊祜是一位外儒而内道的政治家。他以儒学建立功业，而以道家修养内心，尝著《老子传》一书，研讨道经精微。据唐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著录：注解《老子》诸家中有“晋仆射太山羊祜(原注：字叔子，注为四卷)”，其文“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可见羊祜研论老子，仍是同国家的治理相联系，其书成为老子诸注中一个有特色的本子。
——羊祜所著《老子传》唐代尚有传本(《旧唐书·经籍志下》曾予著录)，后因五季板荡，至宋已不可复得。据朝鲜李朝学者郑麟趾《高丽史·宣宗世家》记载：高丽宣宗七年(宋元祐五年，1090)，高丽遣户部尚书李资义等入宋，宋廷向高丽使出示一份《求书目录》，其中开列“羊祜《老子》三卷”，说明当时宋廷认为此书可能尚流传于高丽国中。
羊祜虽然崇尚道家虚无，却并不同于魏晋崇道名士的越名任心与放荡不羁，试观其登岘山所触发之感慨：“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邈远怀想之中，正体现了他探寻宇宙永恒价值的宏远追求，这是与著《老子传》而专注于“理家理国”之道一脉相承的。
羊祜后人之中，亦有多人修奉道教，如东晋羊权好道术，相传他曾遇仙女萼绿华；权孙羊欣，笃好黄老，他本擅长医术，并撰有《药方》十卷，但却奉道弥诚，以至于“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宋书》卷六十二《羊欣传》)。晋朝羊玄之、羊同之、南朝羊穆之、北朝羊规之皆以“之”命名，同临沂王氏中“王羲之”、“王献之”取名一样，都是当时崇道世家的一个标志。日本学者谷口铁雄更睿智地指出：泰山羊氏的道教信仰, 对其书法艺术曾产生重要的影响：羊权等人笃好降灵受诰, 由干这种类似扶箕活动所留下的书迹, 是人们在逾越正常意识的精神状态下, 按照所谓“灵告”, 超越人工而自动书求, 所以往往具有不同于传统书法的风神气象——即所谓的天然之趣。这对书法家的艺术创造颇有启迪。王献之在汲取后汉张芝草书精意的同时, 又借鉴了道家的降灵字体, 创造出“一笔书”。 而继承王氏书体的羊欣, 又基于道教信仰的家世背景, 进而在书论中提出“天然”这一书学概念（见所撰《羊欣传记及其书论——关于“天然”之概念的产生》）
羊祜之外，唐代学者羊参微也有道教著述传世。羊参微生平无考，《通志》卷六十七《艺文略》(子部道家外丹之书)记载他著有《金碧潜通经》一卷(书名一作《金丹金碧潜通诀》)。据当代学者王明考证：羊著即是收录于《正统道藏》中的《古文龙虎上经》。羊参微之书内容多为对《参同契》文义之演绎，所据理论一仍《参同契》，以乾坤象征鼎器，坎离象征药物，余六十卦象征火候，将丹法编织在周易卦象的框架中。羊参微《通诀》是硕果仅存的一部羊氏研道之作，此前北朝羊烈亦作有道经注释，惜已不传。
羊氏家族之中，还有人被道家奉为神仙，这便是唐代的羊愔。据《续仙传》载：羊愔唐末官夹江尉，罢官后往缙云，幽隐于括苍山中。羊愔性情沉静，薄于世荣，常慕道术，传说一日与道士饮于阮郎亭，仆地如死去一般，七日后方醒来。自言遇到大茅君等仙官，邀入洞府，赠他青灵芝食之。大茅君等三仙人都对羊愔说：“子有仙骨，未得飞升，宜地上修炼。”羊愔从此之后，辟谷不食，惟饮水饮酒，采食百合，渐觉身轻骨鸣，日行数百里，后进入委羽山(道教洞天之一)，不复见于人世。
——《续仙传》中的羊愔，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即缙云羊氏的始祖。他服食成仙的故事虽非信史，但反映了羊氏奉道之笃诚及在道教中影响之巨大。
与道教相比，羊氏与佛教的渊源更为深厚。自西晋开始，羊族中已有人信奉佛教，有的更受戒为僧尼。其中有两位羊族女性，在当时佛教中有巨大声望。
这两位著名女性，一位是竺道馨，另一位是僧念，均为比丘尼。竺道馨为泰山羊氏女，幼年出家，晋太元间住洛阳东寺，研究理味，不时讲说，她“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一州道学所共师宗”。后有女巫杨氏妒其得道众，将她毒杀。史书上称“比丘尼讲经，馨其始也”(南梁·宝唱《比丘尼传》卷一《洛阳城东寺道馨尼传》)。尼僧念亦出羊门，父为弥州从事，念十岁出家，初拜尼法护为师，住太后寺。长大后禅思精密，博涉广通，诵《法华经》日夜七遍。宋齐诸帝常加资给，永明中移住禅林寺，从学者甚众。梁天监三年(504)圆寂，年九十(《比丘尼传》卷四《禅林寺僧念尼传》)。其侄女招提寺昙睿亦为一代名尼。
两大羊氏名尼的出现，反映了羊氏家族家世奉佛、代有披缁风尚之一斑。特别是竺道馨，她所兴起的女子讲经之风气，实具有开启先河的意义。从这一点上可看出羊族在佛教史上作出的非凡贡献。
羊氏名尼主要活动于东晋与南朝，而留居故里、出仕北朝的羊族也礼佛不衰。山东汶上县水牛山《文殊般若碑》经主亦为羊姓人物，据[宣统]《再续汶上县志·古迹志》记载：“太白山巅文殊碑, 俗称锺繇书, 非也。光绪初年碑亭倒塌, 于经侧露题名一行, 云：‘经主卫立将军东阳平太守羊中（应为锺）、羊用, 奉朝请羊叔子书。’然此石佛经为晋羊祜书也。（汶上）地去泰安羊流店叔子故里百里而近, 理亦或然。”县志羊祜书经之说虽不可信（羊祜未曾任奉朝请之职, 此羊叔子当别是一人）, 但石刻经主为羊氏却确凿无疑（今碑侧尚残存“经主囗威将军兖州东阳平太守羊锺、郡囗曹囗囗邑人奉朝请羊善、邑人羊万岁”诸氏题名），一般定为北朝时所书刻。隋代羊贺与高僧智顗交迹甚密，智顗《遗书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中称：“檀越羊公贺，闻斯妙句，咸舍沪业。”女性奉佛也不乏其人，1983年11月在新泰光华寺遗址出土“一佛二菩萨三尊像”，背面有铭文：“维泰和三年(479)四月壬寅朔八日己酉，清信女佛弟子羊银光造像一躯，所愿从心。”羊氏墓志也多出现佛家文字，如《羊祉夫人墓志》铭云：“韦提多福，护斯□子。”按“韦提”即韦提希，为《观无量寿经》中人物，经文载她为印度摩羯国频婆罗王的王后，听到释迦的说教，厌离尘世，往生净土。志石以此人喻羊祉夫人崔神妃，可以想见崔氏生前定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女。
北齐名臣羊烈，更是一位精研佛典的大家，《北齐书》本传上称他“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而《羊烈墓志》对此更有详细载录：“入老室以炼神，安庄领以全朴，睿若冲壑，豫若涉川，遂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仍似公纪作释玄之论，昭晋无已(三国吴人陆绩，字公纪，有《周易注》、《太玄经注》)；辅嗣著指例之篇，肸响不息(三国魏王弼，字辅嗣，有《周易略例》)。”羊烈信仰兼具释道，与六朝时玄学同佛教般若一派日趋合流、玄佛并用蔚为风气密迩相关，故他注经同研释道，正体现了这一学派的特色。
羊烈不仅己身游心经律，还大力提倡族中女性披缁修行。《北齐书》卷四三《羊烈传》记载：“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所以羊烈尝向人自诩：“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北朝士族多帷薄不修，生活糜烂，而羊烈不仅举家奉佛，而且还自建佛寺，将族中无嗣妇女悉数送入为尼，反映了羊族家风之森严，与其他士族判若天壤。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佛法实际上也成为对妇女实行禁锢的一种武器，所以性文化研究者均对此予以充分注意，将此置于中国性文化史的大背景下来照观，指出“后世相当广泛的以‘贞节’杀人的事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第四章“‘贞节’开始杀人”一节）。
由于泰山首门羊氏的大力提倡，佛教在泰山地区盛极一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名山刻经，最为著名的有徂徕山、梁父山、汶上及经石峪刻经。其中汶上刻经明确记明经主为羊氏。而镌刻在泰山之阳的经石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纵横数亩，规模宏大，但其经主与书者，由于未见著录，长期成为悬案。若度之情理，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刻经，非极有势力者不能为，而泰山在北朝倍受崇祀，将石经设置在泰山，除了说明经主非寻常人物，更说明其与泰山有密切关系，这自然使人联想起泰山甲族、且又极度崇佛的羊氏一门。另外《金刚般若经》与玄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这与羊氏玄佛并重的观念亦十分吻合。故有的著述推测经石峪刻石与羊族有关，是很有道理的。
除上述之外，羊氏文化还有以耿介清廉传家、注重道德修养，重视家族教育、长于军事谋略等特点，在史学、围棋、武术、医学、音乐等领域也卓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