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导演宁浩
- 中华宁氏网 2012年12月18日 万家姓
他是演员，喜欢在各大影片中穿梭；他是编剧，小人物的命运跌宕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他是幕后推手，成功打造人见人爱的“石头帮”；他是导演，32岁跻身内地导演亿元票房俱乐部；他是宁浩。《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让观众为之疯狂。沉寂三年，宁浩携新作《黄金大劫案》重磅出击，这一次，鬼才导演能否续写“疯狂传奇”？
街头文化让他着迷
杨澜：《黄金大劫案》应该是你所拍电影中投资最大的一部，这次压力会不会特别大？
宁浩：跟以前差不多，其实我不太想这事。
杨澜：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宁浩：有喜剧成分，也有悲剧成分，是一场历险记，一个关于青春和成长的故事，可以说融合了很多元素，不是单一类型的片子。
杨澜：主要人物有哪里些？
宁浩：有小混混、大明星、前清遗老、满洲国皇室，还有义和团成员和日本人。
杨澜：看来各色人等都牵扯进了黄金劫案啊，这部电影又有金钱，又有暴力，还有美女，所有刺激性的看点基本上都具备了。
宁浩：对。 《黄金大劫案》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几个游离在社会边缘的年轻人抢劫伪满洲国银行金库的故事。这部片子延续了我以往的风格，聚焦小人物的命运。
杨澜：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一部电影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里面的人物，那么《黄金大劫案》里最值得期待的人物是谁？
宁浩：当然是主人公了，男一号是最重要的。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街头小混混开始，混迹社会、经历冒险，最后成长，逐渐懂得要如何取舍才能变成一个完整的人。
杨澜：他是否像韦小宝那样，既得到了金钱又抱得美人归？
宁浩：这个太理想主义，太浪漫化了。我比较现实，所以没给他安排那么完美的结局。
杨澜：这个人物身上是否也折射了你个人的成长经历？
宁浩：是，反映了我对人生的认识。
杨澜：我觉得，导演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某种感触映射到自己作品的核心人物上。你这一段时间写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比较“街头的”，是因为街头文化特别让你着迷吗？
宁浩：我小时候就很街头，从来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乖学生。我长于太原，是太钢子弟，整天在大太阳底下晃来晃去，人也晒得黑黑的，喜欢蹲在路边抽根烟、聊聊天、打扑克，然后干各种不靠谱的事。
杨澜：不靠谱的事指什么？你难道是所谓的帮派领袖？
宁浩：没有，我做不了领袖，我倒是努力地想奔向这个方向，结果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材料。
杨澜：那么你都做过哪里些冒险的事呢？
宁浩：那时候是小孩子嘛，所以老爱搞点恶作剧，比如点着辣椒扔到老师的垃圾道里什么的。
杨澜：点着辣椒？
宁浩：就是那种干辣椒，点着了放在垃圾道里，整个楼就进不去人了。还有更淘气的事呢，我爸给我十块钱让我去买春联，我一般直接用这钱买炮仗了，然后我会瞄准目标，等别人家的春联贴完了之后把它揭下来，带回家算交差了。
杨澜：而你爸爸居然没有发现？他难道看不出这拿回来的春联后边还带着胶水？
宁浩：所以我小时候真是皮得“令人发指”。
爱美术的文艺青年
杨澜：你最早迷恋的好象是美术吧？
宁浩：对。我小时候一次住院后感觉百无聊赖，我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消遣，然后我对着上面的图案描得很起劲。
杨澜：还记得是哪里本小人书吗？
宁浩：《西游记》，那一套细白描画得特别好，现在这手艺恐怕是失传了。
杨澜：你描完了后，一旁看着的小姑娘肯定特崇拜你吧？
宁浩：没有，人家可是姐姐辈的，只有被我崇拜的份，还时不时地指点我两招呢。后来我考上山西省电影学校以后，觉得生活更有希望了，可以选择的东西更多了，所以特别热爱美术。
杨澜：什么原因让你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宁浩：大学体检的时候，我被查出来是色弱，这是一种缺陷。
杨澜：你曾说过当和这个爱好要分手的时候，其情状犹如热恋的恋人分手？
宁浩：对，心里面真的很失落。当时我还有一个画室，原先我天天跑去画画，被查出色弱后，我常呆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画跟别人的用色有哪里里不一样了？然后就变得不太想见人，闷了一段时间。
杨澜：但是美术的功底对你做导演是非常有帮助的吧？
宁浩：不错，其实今天看，它完全没有被我浪费。人生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注定的、做好了的安排。
杨澜：2003年，你自己出资，一人身兼编剧、导演、摄影数职，回家乡山西执导了首部电影处女作《香火》。影片在国际上获得诸多奖项，这样的荣誉和幸运给初执导筒的你以巨大的鼓励。 2004年，你又投入电影《绿草地》的创作，再次全部启用非专业演员，深入内蒙古大草原进行拍摄。我听说你当时压力很大，因为遇到了不少事情，过程很不顺利，一会儿车翻了，一会儿演员又受伤了。
宁浩：其实压力并非来自于那种目的性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不了解。比如我们过份依赖手机，结果那儿压根没信号，于是我们真正实现了“通讯基本靠吼”。而本来约好车是第二天九点到的，可是我们一直等到十点也没动静，就知道肯定出事了，再一问，原来车一头栽到沟里去了，里面的人全在医院。
杨澜：你那时候崩溃了吗？
宁浩：演员都骨折了，我能不崩溃么，你知道吗，那天还正巧是我生日！好多人跑上来问我“导演，戏还拍不拍了？这种情况，这种条件，根本没法拍戏呀！ ”我说谁想走谁就走，然后没两天人就走光了，只剩了十来个人左右。
杨澜：这种经历真是挺让人疯狂的。
多谈“情怀”少说“票房”
宁浩：有人问我“拍的最好玩的戏和最痛快的戏是哪里部”？我说我觉得是第一部戏剧，因为那个时候我最轻松，没有任何目的性，不带功利心，不幻想作品可以拿出来跟观众见面，也不幻想它可以参加电影节。我对这件事情是没有要求的，图的就是高兴。
杨澜：很多老百姓喜欢看你的片子，他们觉得剧情搞笑又精彩，演员也很到位，不少经典台词更是成为了流行语录。从“石头”到“赛车”再到“劫案”，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情怀是你一直贯穿至今的？
宁浩：人们常常会问我有什么特定风格，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我觉得自己就是有一种情怀，有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我喜欢选择小人物，他们是我最关心的人群。我认为物质化的程度和你的主题方向绝对有关系，所以还是别谈票房了，如此一来还能有点情怀；若真的都奔着钱去了，那就甭说情怀了，就连情感空间也不能保证了。
杨澜：在你过去的几部戏当中，我们看到了无论如何执着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免不了被命运捉弄一下。你自己的成长历程里，亦有荒诞的成分存在吧。
宁浩：荒诞是一种视角，其实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领域，只要你利用这种视角来看待问题，那么荒诞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你的付出和收获不一定永远成正比，于是就会产生一种“被命运捉弄”的感觉。
杨澜：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疯狂和低谷，目前你仍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状态。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情感基础，包括家庭的支持？
宁浩：对，这是最幸福的事。人生其实是一张桌子，支撑的腿越多，桌子越稳当。我经常在想，家庭是一条桌腿，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的经济收入、你的朋友等等也是桌腿，其中一条腿折了，还有别的腿撑着你，给你提供安全感。如果你的桌腿非常少，只靠一条撑着，那么些微的波动和起伏就会掀翻桌面。
杨澜：过正常的生活很重要，它让你保持一种对生命的判断，不过度痴迷单一方面。有的时候，家里人也会点醒陷入过度偏执的你，生活有很多种。
宁浩：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国际大奖，兴奋得不远万里打电话通知我媳妇，“哥们拿奖了，而且是金奖！ ”结果她非常淡定，“哦，第一名是吧？挺好的，没事我挂了，我正忙着呢。”我媳妇很酷，她觉得那些东西不是最本质的，不重要，她真正在乎的是我的身体健康。当然，我爸我妈也经常教育我“差不多就行了，别把自己搞太累，活是干不到头的，别把工作带回家，该放松时当放松”。
人生就是一场探险
杨澜：当你电影播不出来的时候，家人也会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安慰你吗？
宁浩：我自己看开了，不会太纠结的。打个比方，我就象是一个设计师，只负责把房子盖得安全、美观，至于盖完后房子卖没卖出去，那是地产商的事，跟我没关系。如果设计师也一门心思钻营利润最大化，想着偷工减料、压缩成本，那这房子还有谁敢住？
杨澜：对《黄金大劫案》投资人的这种要求回报的心理预期，你承受着怎样的压力？而且因为你前两部电影投资和票房的性价比是如此之高，使得大家对你产生了比其它导演更高的期望。
宁浩：我特别不喜欢操心这种事，说白了，这是制片人的活，不该扔给导演，如果大家只想着票房，肯定要出问题。
杨澜：现在的导演确实挺无奈的，为了配合节目的宣传，要上各种各样的媒体接受采访，接受一轮又一轮的“盘问”。
宁浩：我希望这个时代能够早一点过去，但是目前没办法，只得配合。
杨澜：一路走来，你觉得最重要的成长是什么？
宁浩：每一步成长必然伴随着撕裂的痛苦，仿佛破茧重生、脱胎换骨，你要蜕一层皮才能收获新生。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晚熟，而经历过战乱和灾荒的祖辈父辈则明显早熟，这也印证了成长与痛苦的关系。你需要舍弃与牺牲，懂得“放下”，才能走到新的境界。
杨澜：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作为今天的宁浩，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宁浩：我最大的困境，就是减肥总是失败。
杨澜：你需要减肥吗？
宁浩：人总想把握自己的生命，总想掌控本身的形态，而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课。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文化必然是尊重身体文化的，即尊重体育，事实上，所有强大的文化中都强调了对体育和艺术的重视。减肥也是一种牺牲啊，虽然过程很不好受，但减肥成功后能确保身体的健康。
杨澜：这符合你之前说的“成长伴随着痛苦，需要牺牲”。
宁浩：对！比如一个男人选择了婚姻，那必然会牺牲单身的自由，这是很简单的关系。同理，我选择了拍电影，是在我牺牲了画画的基础之上达成的。因此，你选择继续向前，一步成长，你就得牺牲掉你的前一个阶段。
杨澜：宁浩关于成长的一番解读，让我们能够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他和他的作品。的确，成长常常伴随着舍弃甚至是牺牲，这个过程虽然总是让我们感到痛苦，但这也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更何况如果我们换一种喜剧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痛苦，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探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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